一本书、一张唱片都会惹来杀身之祸。

    1966年8月30日上午（“破四旧”开始的第五天），人大“三红”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冲进北京西四头条五号茅盾的家中，为首一人手执一把从张治中家中抄来的日本指挥刀，红卫兵们在茅盾家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茅盾在内。

    茅盾女儿小曼回忆说：“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们家有一只铜质的台灯，灯架是一个裸体女神的塑像，她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既有实用性又带工艺性的台灯，但抄家时被视为四旧。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发现这只台灯上的裸体女神，忽然穿上了一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我问了妈妈，她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特地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免得麻烦。’”

    1966年8月，凡是存有珠宝的家庭，都惶惶不可终日。清洁工经常会从垃圾箱中捡到偷偷丢弃的金银首饰和珠宝。红卫兵们虽然一般并不窃取财物，但是他们却手戴几块进口手表，跨着抄来的摩托车在北京城里兜风。在1966年十一游行的天安门上，有两个红卫兵代表拾到了被别的红卫兵遗落在城楼上的金条。这件事传遍了北京。

    “红色恐怖”弥漫首都，跟着扩散开来。在上海，人们推倒了普希金的铜像，毁灭文化的风暴席卷全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荡了一切“封、资、修”的污泥浊水后，便仅剩下一个旗手和八个样板戏。这就是初澜说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扬眉吐气地登上了文艺舞台。”

    在1966-1967年，“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确闹腾得很红火，令人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殷承宗将钢琴搬到了天安门广场，弹奏《东方红》，还在闹市区王府井街口演出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人民日报》报道：一个老工人说“我现在能够听懂钢琴了”。这一举动，被称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

    阿尔巴尼亚“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在1966年春来华演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吴清华由佐·哈卓饰演。当中国观众看到了舞台上金发碧眼的吴清华，热烈鼓掌，叹未曾有。佐·哈卓特受鼓舞，演到解放区见红旗时，两眼噙泪，非常逼真感人。演出后江青加以接见。《人民日报》载，佐·哈卓说：“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中国杂技团一扫杂技舞台上封、资、修的“耍、变、练”的纯技术表演，于1967年冬天，排演反映“文革”现实战斗生活的节目：《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用杂技形式搬演了京剧《红灯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其中节目《红画笔》表现大批判，运用“砌砖”及“晃梯踢碗”技术，描绘了七亿人民都作批判家，积极参加大批判的情景。

    劫夫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唱遍全中国。连林彪题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句子长短不一，也被谱上了曲，在广播电视台播放。劫夫谱曲的这些“语录歌”，运用独唱、合唱、男女声重唱、大合唱……一遍又一遍地唱，唱得人热血沸腾。

    红卫兵们排成长龙，参观在故宫展出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1968年夏收，北京市通县马甸桥郭村的公社宣传队，为参加夏收的72中学生演出根据泥塑《收租院》改编的评剧。将“造型”展现为故事情节，还加旁白解说，演到戏剧高潮，便集体“定格”，重现出泥塑群像的造型。

    1967年冬，市业余体校在什刹海演出冰上芭蕾《白毛女》。喜儿几次“大跳”失败，人跌在冰上，引起笑声；而穆仁智的潇洒动作却获得观众掌声。

    人们试图用毛泽东思想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