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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文艺的高潮:1967年夏-1968年秋
告瓦解,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在中学占统治地位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就是“四三派”、“四四派”。

    “四三派”以江青4月3日讲话命名,江青在这次讲话中,批评1966年最早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的讲话受到“文革”初被运动排斥、受到冲击的一些中学生的欢迎。“四三派”的组织成员不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属于“文革”中的激进派。4月4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琪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江青在场),又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以此观点,组织集合了一批中学生,名曰“四四派”。“四三派”与“四四派”在中学内形成尖锐对立。

    两派在校园内展开激烈论战,大字报战,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嬉笑怒骂。在有些学校演变为相互谩骂。如北京二中“四四派”大字报的下款署名——“543488部队”,谐音——“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以清华大学井冈山为主体,是中学“四三派”的支持者、后台。

    老红卫兵在道义上支持“四四派”,但其成员大多已饱经政治沧桑,对“文革”若有所悟又无可奈何。许多人成为“逍遥派”,置身于“文革”运动之外。有少数人开始抽烟、喝酒、“拍婆子”(交女朋友)、倒卖绿军装……唱“黄歌”(《外国民歌200首》)。在此情况下,一些老红卫兵试图有所振作,有所作为,便把主要精力投入相对脱离运动的文艺运动。

    红卫兵文艺运动的兴起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小报活跃起来的。1967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学院、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如:刊载《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30000份,一抢而光。《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又引来“四四派”小报载文与之辩论,也销路不错。老红卫兵派则办有《莱茵报》、《新湘江评论》。

    在大学则有《井冈山》(清华井冈山)、《东方红》(矿院东方红)、《长征》(石油学院5.25红卫兵总部、北京公社)、《指点江山》(钢院革命造反公社)、《革命串联》(建工学院毛泽东思想兵团)、《上天》(北京航空学院)、《人大三红》(首都红代会、人大三红)等,加起来这些小报不下上百种。一时大街小巷小报满天飞。

    这些小报上登有政论、评论、杂文、诗歌、散文。写大字报的能手,纷纷为小报撰稿。1967-1968年北京小报满街,加上外地小报入京,一时龙蛇混杂,泥沙俱下。这些小报为红卫兵诗歌、散文开辟了大量的版面。当时小报的销售不成问题,一般人为了解瞬息万变的运动情况,搜寻小道消息,都乐意购买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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