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是“文革”中流行比较广的“手抄诗歌”。这首政治幻想诗，集中体现了当时老红卫兵的狂热。此诗产生的背景是整个社会对毛泽东的极度崇拜。

    《人民日报》以通栏篇幅不断登出世界各国人民热爱毛泽东，手举毛主席语录、画像的大幅照片和事迹。

    南越、印度、缅甸、泰国的革命战争胜利捷报频频传来。1968年5月，西欧、北美爆发了广泛的学生运动，巴黎大街筑起了街垒，与军警连环“浴血搏斗”（《人民日报》语）八天，用棍棒、石头、燃烧瓶……这一运动波及纽约、波恩和罗马等城市。在罗马的街头贴出了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整个中国对此的反映是欣喜若狂，5月25日全国1700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声援西欧、北美人民斗争。《人民日报》载文说：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害人虫“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不仅是狂热的中学生，包括当时社会上的许多人，都确信自己正生活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当时的造反组织有的就起名为：世界革命红卫兵造反总部、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

    有一段最高指示，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影响很大：“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为了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定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就是对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作出的热烈而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具有巨大的社会思潮背景。为了让读者广泛了解《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一诗的时代背景，有必要将当时一些中国红卫兵的越国界进行“世界革命”的行动，作一些简要介绍。

    1．潜入越南参战的四名红卫兵

    1966年9月，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红卫兵大会。就在这次会上，北京市第100中学（这实际上是一所飞行员预备学校）的高二学生赵建军、任热河与北京市第56中学的高二学生孙智忠、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瞿绍东相识了。接着，他们又把各自在“串联”和造反中结交的朋友王菊生、李小倩等六人一一介绍。

    赵建军提出，红卫兵不但要拿起笔批判旧世界，而且要拿起真枪真刀去“埋葬帝修反”。身高一米八二的大个子任热河是这些人里的“长者”。他认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燃遍全国，红卫兵要继续在革命路上打先锋，就应该到国际舞台上经风雨、见世面。那么到哪儿去呢？十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越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年多以来，那里的游击战越打越猛，规模越来越大。国内的报纸、广播，几乎每天都要报道游击队的战绩，这不由得使他们心里发痒——“对，到越南南方去，到丛林游击战中大显身手！”

    十个人开始了紧张而简单的启程准备。每个人买了一块指北针，天天晚上学着在夜间根据星座辨别方位。请人教几句必要的越语，把“同志”、“缴枪不杀”这些词背得滚瓜烂熟。赵建军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张标有中越边境的军事地图。王菊生、李小倩采购了面包和十几斤糖。任热河、孙智忠带上了几把锋利的匕首，以便防身。当时已近深秋，大家顾不上天凉水冷，一星期几次到颐和园、八一湖去练习负重泅渡。

    10月30日，这十名红卫兵把所有物品塞到背包里，带上几十块钱和百多斤粮票，登上了北京去南宁的列车。

    出发前，谁也没有告诉父母，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带。

    临行前，十人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表示“不怕死在战场上”。

    赵建军当时就摊开日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