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的那天，等候你们的凯旋。”

    几个月后，两位老人又把赵建军的弟弟赵奠军送到了哥哥曾战斗过的部队。在友谊关南面63公里处，弟弟把一个灿烂的花圈放在了哥哥的墓前。

    2．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

    时隔多年，当那最后的音符在边境那边的山地丛林渐渐沉落，有人才在一份旧日的档案里读到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1969年6月，因各种原因逾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达300余人，他们的籍贯包括云南的昆明、保山、潞西、腾冲、施甸，其中昆明知青略占一半。也有少数原属建设兵团的北京、四川知青。

    黄尧在《最后音符》一书中追忆当年的越国境行动时写道：

    1969年春天，由一些山地民族青年（他们出境几天，返回中国时就身着簇新的草绿色缅共游击队军装，军帽正中嵌着用薄毡制成的红色五星），带来了一份“缅甸共产党党章”。这份油印的《党章》迅速地在知识青年中传播，成为中国红卫兵了解异国共产党的第-份有凭有据的材料：

    “……缅甸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缅甸共产党认为，必须坚决沿着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广泛地进行游击战争，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持久的人民战争道路前进。

    “缅甸革命战争正在经历着长期的艰难困苦，高潮和低潮，曲折不平的道路，向着胜利前进……”

    这些文字，对一个中国红卫兵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是纯粹的马列主义！

    选择的困难消失，剩下的只是行动。

    黄尧、赵力、毛昆明、宝章在乘车前往中缅边界的途中，被扣留在保山县。保山专署安置办公室姓蓝的军代表宣布：“你们有严重政治问题，按规定不能到边境五县插队……”并派民兵看押他们。黄尧回忆说：

    当晚，我们认真策划：由赵力即刻与芒市长途电话接上联系，速派一名缅共人民军战士带军装及证件赶到保山接应。四人分两批走，以免引起注意，只要乔装一番，相信可混过关卡。如若接应失败……把行李都扔了，泅过怒江。

    怒江已到洪水季节，听说有知青“无证”过桥被阻，不得已泅渡怒江，已被淹死。但那是别人。各自报了一下情况，水性都还不错。如果空身泅渡，加上选好滩头，测准流向流速，估计有六成以上把握。

    第二天，在已加入缅共人民军的中国知青纪隆带领下，黄尧等四人偷渡成功，到达缅共游击队兵站。

    “我们一脚踏在那湿润的土地上，空气是绿色的，远处的大青树上有成群的白鹭飞过——梦中自由的领地。”

    “瞧，都来了！”纪隆点了一支烟。

    都来了！沿着公路，在浓浓的林荫里，在中央大道阳光泼洒的路面上，成百弟兄呼拥而来，喊着、叫着……

    时间：1969年7月5日。

    黄尧记录下了几个中国红卫兵阵亡时的情景：

    他背着枪消逝在黑色土丘之后，当他再次走出来时就是一个死者——战争的魔法变幻似乎只间隔了一秒钟！

    他的两条腿自腹股沟下血肉模糊，密集的枪弹打断了两侧动脉，几乎整个地截断了他的腿——敌人使用的是达姆弹，弹口处撕去大块肌肉，他的绿色军用挎包和冲锋枪弹夹上涂满了他自己的皮肉和碎骨。

    他的血顷刻就流光了，在将近二百米的山坡上，血像涌泉一样喷洒。那样地慷慨、无私、迅疾。

    在马恒昌牺牲后，游击队军中曾有这样的流传：是两个克钦族战士（其中一个是救护员）将他从枪弹下抢出来的。马恒昌当时还清醒。他的上身还在拼命挣扎，要挺起来向前冲。过后他明白自己不行了，安静地依在一棵小小的红木树下，他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