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逐渐精神崩溃，成为精神病人。据李晓峰在《海南纪实》上撰文说，他的病与他同赛少华的悲剧性恋爱有关。他的好多诗都是写给赛少华的，但赛家不同意他们好。李晓峰回忆当年与郭路生见面的情景，对他印象特别好，说他为人谦虚，也很大方。每当聚会的时候，大家说：“你他妈写得不错，给咱们来一首。”他一点也不忸怩，说：“好！我给你们朗诵几首吧！”朗诵完，还自谦地说：“写得不好，请多提意见。”李晓峰当时还煞有介事地给他的诗提出了些意见。郭路生挺耐心地听着。那时的人都很狂，而且听众里还真是藏龙卧虎。后来成名的诗人北岛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白洋淀诗派”的多多后来对郭路生评价说，他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下的第一人。”

    从流传的极少的几首诗中，依稀可以看到他爱情生活的痕迹，以及心灵的碎裂状态：

    火红的酒浆仿佛是热血酿成，

    欢乐的酒杯溢满疯狂的热情，

    而如今酒杯在我手中激烈地颤栗，

    波动中仍有你一双美丽的眼睛——

    眼泪幻想啊终将竭尽，

    缪斯也将眠于荒坟。

    是等爱人抛弃我呢，

    还是等我也抛弃爱人——

    《还是干脆忘掉她吧》

    1974年郭路生其时已经精神崩溃，他写下了《疯狗》：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恰巧这是一首能恰当形容当时知青心态的诗歌，更意味深长。到了1974年，一代青年人实在已经不堪压迫，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勇气。他们有“太多的鞭痕，太多的疑团，在黄沙迷茫中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信仰”，像郭路生诗中的“疯狗”。徐敬亚在评价《疯狗》时说，“辛酸的诗句真令人心灵颤栗。”“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