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同文言文受到猛烈冲击。在当代，白话诗歌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在“文化大革命”前，旧体诗词被视为封建文化的残余，至少是社会所不提倡的，它在青年中间的影响日益缩小。毛泽东、鲁迅都反对青年写旧诗，提倡青年写新诗。但是诗歌艺术内在的规律，并不是政治干预可以扭转的。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人习惯于运用旧诗词形式，部分由于他们对古文言的熟悉，根本原因是古典诗词艺术功能与传统的丰厚。“左”的政治因素的不合理压抑，本身就意味着艺术规律有力的反驳。特别是毛泽东诗词在60年代初的广泛影响，也为旧体诗写作在“文革”的普及作了历史的准备。

    “文革”爆发后，被视为封建黑货的旧体诗词被列为扫荡对象之一。唐诗、宋词连同“黄色小说”几乎被焚烧殆尽。连杜甫也被贴上“儒家”标签加以批判。作品被抄、被毁，作者受到批斗。古典诗词的命运到了灭绝关头。可是，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突破了“左”的思想束缚，不顾密织的文网，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旧体诗词视为打破八股，建立新语言的途径，视为一种高雅、有效的艺术表现手段。

    他们打破任何框框自行摸索，借用旧形式来表达新的思想感情、新的现实生活。在“文革”中，北大教授王力的《诗词格律》，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手抄、油印。旧体诗词不仅没有销声匿迹，一蹶不振，反而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古典诗词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文革”之前。在吸收和借鉴古诗词，推动新诗创作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文革”后，各地诗社组织犹如雨后春笋，遍布大江南北，各种以旧体诗词为主的刊物不下几十种，各地还不乏自费印刷，内部交流的诗集。这证明了“文革”十年中的确培养出了一大批青年古典诗词爱好者和写作者。

    “文革”中古典旧体诗在群众中的迅速普及发展，有一部分功劳应归功于当时流传全国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这本收有25首诗词的集子，经过红卫兵传抄、翻印在1966年10月即迅速流传到各大城镇及穷乡僻境。其流传之广，流传之速，实属空前。其中不乏政治因素，但其诗句在艺术上的感染力与新鲜，也是其能够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

    《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中大部分诗作的真实作者是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陈明远，1963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数学系。在“文革”前即受教于郭沫若、田汉、老舍、王力、以群等人。

    1961年作者20岁，曾带几枚雨花石去拜访郭沫若。郭沫若很高兴地对他说：“我给你出个题目，你就写一首歌颂石头的诗词吧！”作者思索片刻，便当场填出一阕《沁园春·咏石》：

    璞玉一方。切琢无疵，磨砺发光。

    岂怡红公子，命根惟系；梁山好汉，天道周行？

    烈火难熔，狂风不倒，迸出齐天大圣王。

    传千古，数几多宝库，龙窟云冈。

    谁言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

    任离合悲欢，不动声色；嬉怒笑骂，皆为文章！

    上补青天，下填沧海，焚身碎骨自刚强。

    了此愿，亦不枉平生，非梦一场！

    郭沫若大为赞赏，并将此诗转寄陈毅元帅，加以介绍、推荐，田汉、老舍等人对他也加以指导。可以说，作者实际是在一个特殊的文化小圈子中培养出来的。

    在“文革”中被流传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其中确有6首系出自毛泽东之手，其余19首为陈明远所作。这19首的文风、情致确有几分像毛泽东的手笔。诗作青春磅礴，语汇新鲜，融合现代生活情感与古典形式之中，新鲜的现代语言，轻松流溢于格律之间，宛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