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的小哥家平找来。一家人环坐灯下，逐字逐句修改。力求上书能给任何领导看后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一家人，虽遭冤狱，全家投身革命，绝无怨言。一家人要说的话才开了个头，便被宣告终结。不知不觉一个小时的时间已过去了。

    儿女们走上前一个一个抱住父亲失声哭泣。李英儒强作笑颜，安慰鼓励他们。当他背转身走回狱房，大串泪珠簌簌滴落。妻子大步赶过来，高声说：“你革命几十年，对得起人民，咱们问心无愧！对党无愧！挺下去，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你有出来的一天，不让你在城里，咱们回农村种地去。你老了，不能动弹了，让儿女们种地，我做饭，养活你一辈子！”

    李英儒一阵热流涌上全身，抹了一把泪，抓住妻子的手，附在她耳边低声说：“相信我，我能挺住，如能再见面，设法搞支圆珠笔芯来。”

    回到单人牢房，李英儒久久不能平静。他的创作欲望也更加不可抑制。好几部长篇小说的故事、人物在心中涌动。他决心先构思《女游击队长》。在一周时间内，他的脑子被不断的构想所推动，一波又一波，一流又一流，最后汇聚成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江。他被这壮阔画幅所激动，被他所塑造的人物所激动。

    要进行写作，首先需要稿纸。恰好，这次家人送进来一套《资本论》。也许，儿女们考虑到父亲在狱中极度的寂寞，所以选择了这本书。可巧的是，这本旧版书具有超于其他书籍的天头、地角，而且页数可观，十分厚重。李英儒估计了一下，《资本论》上下两卷的每页空白加以珍惜使用，可够他用上一两年了。没有笔，家里送来一支牙膏，他将铅制的牙膏皮底角，折下后变制成蘸水笔。剩下的只欠墨水，李英儒把狱中曾发给犯人的红绿纸袋牙粉，将其红纸撕下，把报纸上的红字也撕下来，集中在一块，泡在饭盆里，用手指捏烂使颜色渗出。这样共获取了几十CC自制粉红墨水，李英儒一经试用，糟糕，笔不好使，颜色也过于浅了。经过一段懊恼和苦苦思索，忽然心生一计，装作跑步跌倒，他在白瓷马桶残缺处偷偷将手背划破，呼门卫唤来医生，借此要来了半小瓶紫药水。这样，“文房四宝”俱全了，李英儒开始偷偷写作。

    写作时，一心必须二用，一边写书一边留神门卫的脚步声。听到脚步临近，便装作凝眸，读书。待卫兵走过后，再挥“毫”书写。此时，李英儒发现软牙膏皮做成的笔，是他一生中用过的最难用的笔。笔尖蘸上紫药水，一笔一画，画上个把钟头，还写不到100字。一个月过去了，他大略数了一下自己的工作，结果才写出了几千字。这不禁使他大为懊恼。

    5．《女游击队长》和《一代青春》的写作

    1973年的春节来临了。家人被通知获准第二次去秦城监狱探视。李英儒的家属在兴奋中聚集在一起，又一次召开了家庭讨论会。

    大家商议给父亲带些什么（带东西是有限定范围的），到了狱中哪些话该讲，哪些不能告诉父亲，以免父亲伤心。对于李英儒在狱中写文章一事，做妻子的认为，如能死里逃生已是万幸，还写啥小说？此次坐牢归根结底还不是从写小说惹出的祸？孩子们也认为不应该再往狱中送纸笔，如被查出将会中断探监，罪上加罪。可是张淑文长年做丈夫的创作助手，“文革”前的两部长篇都是经过她的手抄出来的，她同孩子们都非常清楚，在单身牢房中关押的李英儒，如果不能写作也许反而会要了他的命。百般矛盾，无法解决。

    第二次的狱中会面。家人尽管已秘密携带了纸、笔，却并未告诉李英儒，想看情况而定。李英儒表示任何糖果都可以不要，只要圆珠笔。看到父亲因得不到纸笔那种极端愁苦的表情，儿子乘看守疏忽之际，装作替父亲掸土，把圆珠笔和几支笔芯偷偷掖进他的棉鞋里。张淑文把包有白报纸的包裹皮借机捆在李英儒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