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三朝名士大布衣
人及其所处之境,堪称一语中的。
张照(1691年—1745年)是位著名书法家,行草书出入董其昌、米芾,“书名最烜赫”。他很看重金农,曾屏车骑亲访金农于樱桃斜街,对金说:“昨日潭柘寺见君《风氏园古松歌》,病虎痴龙,造语险怪。苍髯叟,近虽摧伐,更想诗人不易逢也。”特别谈到金农的字:“君善八分,遐陬外域,争购纷纷,极类建宁光和笔法。曷不写五经,以继鸿都石刻乎?吾当言之曲阜上公请君,请君不吝泓颖之劳乎。”这是对金农诗和字的称赞,也是对金的慰勉和推荐。患难中听到此类的话,金农当然有知遇之感。
京师不可以久留,十月他直往山东曲阜了。再谒孔庙,看到那些旧时熟识的古柏,感慨万千。他有《乾隆庚午八月予游京师,十月驱车出国门,至曲阜县展谒孔庙,庙中古柏皆旧时熟识者,裴徊久之,作长歌一篇》,开头写他进京的不堪回首的遭遇,中间想起张照劝他写经刻石的话语,最后以古柏自况:“左围右列如墉城,弗为火夺惟汝贞”。长歌作啸,一抒胸中不平之气,布衣一袭,他又回到了扬州。
自此以后,他虽远游过,如乾隆三年(1738年)下半年到过福建汉阳,又曾泊舟南昌西江滕王阁下;乾隆十一年(1746年)去过安徽休宁,但大部分时间来往于杭州、扬州之间。约略算来,金农64岁前以杭州为主,64岁后则基本上定居扬州。
这期间最重要的,是金农的书风的大改变和在绘画上的新突破。
金农一直是以隶书见长的。张照劝慰他的时候说:“君善八分,……曷不写五经以继鸿都石刻乎?”也是指的隶书。金农隶书得力于《西岳华山碑》,圆笔为主,朴厚飘逸,间出己意,别有风致。后来却渐渐出现了方中见圆,横粗竖细,变隶书结体扁平为纵长的倾向,这一倾向有别于他原来隶书的平稳流畅的风格,明显地受到《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的影响。《国山碑》即《禅国山碑》,是三国东吴孙皓天玺元年(276年)封禅国山时刻于宜兴的一块碑石。此碑形状怪异,是个圆锥形巨石,类似米囤,故当地人称作“囤碑”。《天发神谶碑》即《吴天玺纪功碑》或《吴孙皓纪功碑》,是孙皓借传闻天降符瑞之名,立碑“褒赞灵德,以答休祥”而刻于南京的。两碑书体奇特,似篆非篆,似隶非隶,被人目为“牛鬼蛇神”。传说《国出碑》为苏建书,《天发神谶碑》为皇象书,都没有根据。施蛰存先生认为“大约是道士们为了谄谀皇帝,伪托天书,故意写成这种字形。到了后世,却在书法上占了一席,尤其是《天发神谶碑》那种上方下尖的怪字,竟成为汉字的一种美术体”。②这是颇有见地的。事实也确实是,它们于诞怪中寓法度,于率意中见匠心,成为“两汉以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这种“铦厉奇崛”、“生涩险劲”的书法,对报罢归来、绝意仕进的金农来说,既可借以浇胸中块垒,又是矫园熟之弊,纵情挥洒性灵的启迪。在揣摩深研的基础上,入而能化,为我所用,以截豪秃笔作横画粗短、竖画细劲、雄奇恣肆、斩钉截铁之方笔字,一改寻常面貌,金农自称为“漆书”。于迟涩中见畅达、于欹侧中见和谐的“漆书”是金农别开生面的创造,是个性所在,是对传统帖学书法的挑战。对这种书法的成就得失尚可讨论,但其一新耳目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当代学者张舜徽先生说:“若金冬心之分隶,郑板桥之行草,自创新体,别成一格,又非临池者所能效,亦不必效也。”③这个说法是公允的。一般人都认为:金农的书法成就超过了他的绘画。
说起绘画,习惯说法是金农50岁后才开始学画。金农工书法,精鉴赏,广识见,有深厚的笔力和领会功夫,一出手就不凡,这是可能的。然而聪明离不开勤奋和实践。从有关资料看,从能画到敢于公开卖画,还是经历了一段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