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个“透底的变化”了。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他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他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主词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们”。这种用语上的差别，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变化。

    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单纯个人的力量，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关于民众联合起来后的行动方法，毛泽东说存在着两种主张。一种是以马克思为首的激烈派，一种是以克鲁泡特金为首的温和派。他当时的思想矛盾在于：一方面称颂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后一点，在他当时的思想中显得更为突出，在《创刊宣言》中被作为行动方针提了出来：“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他不赞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会“起大扰乱”，还觉得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些”⒆。

    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八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被迫停办了。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

    这个杂志只存在一个多月，在湖南却发生了很大影响。创刊号印了两千份，立刻卖完了，再印两千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不少进步青年，如任弼时、郭亮、萧劲光，就是在《湘江评论》的直接影响下开始觉悟的。这个杂志，在省外也引人注目。北京、上海、成都的一些报刊，都转载过它的文章。在北京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刊载一篇文章《介绍新出版物》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这期《每周评论》的主编和这篇介绍文章的作者，正是胡适。

    这时的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和李大钊进行着“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次论争，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开始分化。论争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泽东所敬重的，对这场论争的实质，他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了解。从根本上说，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不能只是枝节地去解决问题。他当时写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⒇他又是注重实际的，所以并不忽视对种种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曾把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