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日本在武汉和广州战役中几乎倾注了全力。进攻武汉动用的兵力达十四个师团，进攻广州也用了三个师团，共占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的半数。这是自卢沟桥事变一年多来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对两地的进攻几乎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内举行，反映出他们力图“速战速决”，以摆脱长期作战带来的严重困境，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

    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这时已迁到重庆。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不同集团分别出现新的重要政治动向。

    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战争的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回顾这一年时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几天后，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的日记中把话讲得更明白：“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等四端，“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从蒋介石日记里透露出的这些内心变化中可以看出：他已把关心的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虽然他这时还没有公开说出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磨擦活动也明显增多起来。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且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①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那样来发展。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虽然在开会词中谈到现在是第二期抗战开始的时候，谈到要抗战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但他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更严重的是，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四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会议公开发表的《宣言》中说：“本会议郑重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③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④这些话，矛头显然都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