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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 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意是讲: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希望继续商谈。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褚辅成等,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到延安来。

    七月一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的隆重欢迎。在短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

    毛泽东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褚辅成等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会谈气氛融洽,“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33)六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34)

    七月五日,六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在他所写的《延安归来》一文中反映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情:“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35)

    这时,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比毛泽东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他在五月三十一日向中共七大作结论时还说:“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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