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科克拉夫特之后他又当上了科学顾问。一九五四年，他成了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的主席。

    “先生们，”我们刚坐下，他就开始说话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自从去年柏林事件以来，我们就陷入了战争之中。”

    他指的是俄国在柏林的封锁线以及接踵而至的西方空中走廊，使得英国在防御上的设想受到了强大的冲击。

    “这场战争是用间谍去打交道，而不是用士兵去打交道，至少在短时期内是这样，”他继续说，“我同安全局的局长琅西·西利托先生讨论过，我们应该怎么办。坦白地说，”他最后说，“形势不妙啊！”

    布伦德里特简炼地把问题摆了出来。实际上，要成功地在斯大林的铁幕后面安插间谍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得弄清苏联及其同伙的意图，而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情报，只有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才能填补这一空白。

    “我已经简单地同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谈过了，如安全局的卡明上校以及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彼得·狄克逊。我组织这个委员会就是要立即对我们所选择和开创的工作进行评估。我建议珀西先生让一个年青科学家来当科研方面的助手。我提名让彼得·赖特试一试。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他，他现在在电子研究试验室工作，他可以仍然兼干那里的工作，等我们理出个头绪来再说。”

    布伦德里特看着我：“你愿意为我们干，对吗？”

    没等我回答，他又转向我父亲：“吉姆，很显然，我们急需马尔科尼公司的帮助，所以我把你也选进委员会了。”（在海军内部，只要知道过去的吉姆公司的人，都知道我父亲。过去马尔科尼公司简称吉姆。）

    这是典型的布伦德里特作风，他对你发出邀请时就像对你下命令似的，他甚至能使白厅的部改变主意听他的。

    下午，我们用剩下的时间讨论了一些设想。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派来参加会议的人都保持着缄默。我想，作为秘密特工人员，在这么多外人面前保持着分寸是出于一种本能。在座的每一位科学家，都—一就自己的实验室所从事的研究课题能否应用于情报事业作了即席发言。显然，要对情报工作各方面的要求进行一次全面的技术考察是很费时间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目前最为紧迫的事是搞出一个新型的窃听装置，这种装置可以使特工人员不进入室内就可以得到情报。由于苏联的封锁，要进入到苏联人管辖的范围内搞情报的可能性极小，除非打通共用墙或重建大使馆馆舍。休息时，我们就富有成效的研究项目，提出了二十条可行性建议。布伦德里特指示我起草一份评估报告，随后就散会了。

    我正要离去的时候，一个名叫约翰·泰勒的人走上前来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在邮电局的技术处工作，曾在会上就邮电局的收听设计作了详细的发言。他对我说：“我们将在这方面通力合作。”我们相互交换了电话号码。“下星期我会跟你联系的。”

    在我们开车回到大巴达城的路上，父亲和我兴致勃勃地谈论著今天下午的会。事情来得如此出乎预料，令人感到荣幸。在战争期间，白厅常常搞这种令人无法预料的事。自从战争结束后，白厅很少重规叠矩，做这种让人辞不及防的事。我一想到这次可以借机摆脱那反潜差事，浑身顿感热血沸腾。父亲和我一样激动，他是因为这又能继续保持我们与秘密情报工作的联系。与这行当的联系在我家已有四十五个春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