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技术指标让人望而生畏。当时的无线电技术还处在初级阶段，很少有人知道怎样用稳定的频率来发射电波。这项工程如果没有马尔科尼技术小分队的努力，是完全不可能开展起来的。这个技术骨干小分队包括我父亲、朗德上尉和C·S·富兰克林。马尔科尼在寻找和启用人才方面很有一套，他能发现那些自学成才而又才华超群的科学家，富兰克林就是一例。他以前在伊普斯威奇的一家工厂里搞装饰弧光灯一类的零星活儿，每星期只有几个先令的收入。进了马尔科尼公司以后，仅几年时间，他便成了在技术上独树一帜的骨干。

    格里姆斯比—悉尼线路这一建议，使整个无线电通讯工业和其他厂家为之哗然。父亲在以后的几年里常常提起，正当这个项目发展到了它的顶峰阶段时，他和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老板戴维·萨尔诺夫在百老汇大街上行走时，萨尔诺夫问道：“马尔科尼大概是疯了？这个项目会使他破产倒闭的，永远一蹶不振。”

    父亲回答说：“吉姆和富兰克林认为会成功的。”

    “如果真能成功，我可以让你在百老汇大街上一路踢着我的屁股走。”

    三个月以后，这条线路按合同在规定的时间内投入使用。它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分钟发三百五十个字，连续工作了七天。我认为，这是本世纪当中伟大的技术成就之一。父亲的惟一遗憾是，他没有机会在百老汇大街上一路踢着萨尔诺夫的屁股走。

    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这种无比令人兴奋的气氛中度过的。我由于先天不足，身体很弱，疾病让我吃尽了苦头。我患了佝偻病，不得不穿铁护腿，直到十几岁。但这并不完全是坏事，父亲在家时，几乎每天都到学校去接我，然后开车把我带到他的实验室。我便在那里一连几小时地观看父亲和他的助手们忙于格里姆斯比—悉尼通讯线的工作。这事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使我终生难以忘怀，那就是：在重大问题上，专家们是往往会有失误的。

    三十年代给我们赖特家庭展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我们全然没有注意到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的经济危机。当时我已进了毕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学院——一个规模很小但却独立性很强的学院。我在学院里成绩拔尖，并挣脱了从孩提时代就一直折磨着我的病魔的纠缠。一九三一年，我修满了各门功课的学分，获得毕业证书后，回到家里度暑假。下个学期，我就要上大学了，我希望在牛津或剑桥获得奖学金。

    一个星期以后，我那美妙的世界就完全不复存在了。一天晚上，父亲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和富兰克林都被解雇了。几天以后，他才勉强试图向我们解释原因。几年以后，我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二十年代末，马尔科尼公司与几家电缆公司合并，相信只有这种相互的合作，才能为无线电事业争得必要的资金，以保证这种主要的世界性通讯手段的问世。随着经济不景气的加剧，无线电的崛起使电缆工业受到愈来愈大的威胁。电缆公司在合并后的新公司里独揽统治大权，对无线电研究以及新系统的安装所用的经费加以急剧的削减。马尔科尼本人因年老多病，退休去了意大利。他的任何劝告与干预都不能使新上任的管理者改变初衷。我父亲、富兰克林以及其他许多技术骨干都被解雇了。后来的十年里，长途无线电通讯事业一直无人问津。我们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苦难之中。

    仅仅几个月时间，我父亲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整天酗酒，无力资助他的两个儿子在学校读书了。由于我的年龄较大，而且已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当然要让我辍学。这件事使我在精神和心灵上蒙受了巨大的创伤，病魔的阴影又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患了慢性口吃，有时甚至使我完全哑然无语。一个短短的暑假，我便从一个前程远大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前景渺茫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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