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队的首席科学家，又回到了“伟大的游戏”当中，寻找回了他青年时代的黄金世界。一九四三年，他奉命为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战役编制信号计划。这是一项规模宏大而又繁琐的任务。每天工作之余，他总要拨弄无线电，聆听摩尔斯电码的喀喀声，作运转情况记录，进行分析，以供次日参考。他躬着身子，头上戴着耳机，一心要弄清这个电子世界中的奥秘。我常常想，这时才是他的极乐时刻。

    战争爆发后，我所在的农业经济学院停课了。我的指导老师斯科特·沃森成了农业部的首席科学家。他带着大部分的教职员接下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为国家准备食品供给。这时，我是我们家惟一的一个未能为战争中的国家贡献力量的人。我弟弟进了电子研究实验室工作，妹妹是威恩斯公司的监听员（她后来在信号情报处和琼斯一起工作，以后与电子研究实验室主任罗伯特·萨顿结了婚）。我给布伦德里特写了信，希望他能助我一臂之力，在英国海军部为我找份差事。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来电报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谈。

    布伦德里特早在好几年前就认识我。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农场主，曾经成功地培育出了弗里西亚良种牛。他对我在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的那段经历很感兴趣。他问我能在海军部干些什么。我向他解释说，我连续几年观察过我父亲干的工作，在电子技术知识方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可以与大学里的本科生相比。仅仅只用了十分钟，他就答应我在下个星期到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工作。

    我在海军部研究实验室所属的小组是由斯蒂芬·巴特沃思负责。他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都叫他“山姆”。他是个细高个子，一头髦曲蓬乱的黑发，一刻不停地抽烟斗。他干起活来，就像疯了似的，非常玩命。他组织了一批精明强干的青年科学家在他的周围，包括梅西、冈恩、威格尔斯沃思、贝茨和克里克。由于我的资历很浅，在这个实验室工作，我感到有一种不安全感，于是我拼命学习。每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我们汉普顿威克城的公寓里的厨房桌边，通宵达旦地学习高等物理学，德国飞机的炸弹就在公寓周围轰鸣。巴特沃思常常鼓励我。他的弱点也正是他的最大潜力所在：他总是默默无闻地工作，让别人去夸夸其谈。战争结束时，他的才华和他无声无息从事的一切所得到的报酬，仅是一枚毫无价值的帝国勋章。

    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对赢得这场战争所作的贡献被人们全然忽视了。战争刚爆发时，磁性水雷所造成的威胁，成了英国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海军实验室已着手研制一种消磁系统来消去我们的船舰的磁场，以免战斗力遭到破坏。在一九四〇年，如果没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消磁系统，我们的作战能力是很成问题的。

    例如，德国人在敦刻尔克海边的浅水域里布下了成千上万颗磁性水雷。希特勒坚信，这些水雷可使英国军队的大撤退无法成功。巴特沃思知道，德国的水雷只要碰上磁北极向下的磁场才会爆炸，他建议我们的船舰的磁场改为磁南极向下，这样，我们的船舰遇到水雷时就可以自动排开它。于是英国海军部又着手搞了一项庞大的磁场转换工程，所有要去敦刻尔克的船舰，都要进行这种磁场转换。结果表明，没有任何一艘船只遭到水雷的破坏。

    在战争的动乱中，除了让青年人充分开动脑筋，别无选择。敦颠尔克大撤退以后，我和另外一个在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雷·戈斯基奉命为“威尔士亲王号”战舰消磁。这艘战舰停泊在罗塞斯的干船坞里，它的下一次航行任务是送温斯顿·丘吉尔去出席大西洋会议，与罗斯福会晤。它是由贝尔法斯特的一个造船厂建造的。其磁场是在船身周围，而不是从船头到船尾。原来的消磁方法失效了。它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出海，是极不安全的。

    戈斯基和我搞了一个临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