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来工作。”他停了一下说，“但是如果你准备试一下的话，我们也愿意。”

    这种拘束的气氛缓和了。委员会的成员们陆续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我和他们谈了几分钟。当我正准备告辞退场时，狄克·怀特向我点头，示意我到屋子尽头他那张书案旁。

    “彼得，你先跟休·温特博恩在A处二科干。马尔科姆负责安排任务，我已经告诉他，我希望你主要搞D处的工作，就是苏联问题。”

    他的手指轻轻地弹着案头的日记本，眼睛注视着窗外肯辛顿那边俄国大使馆的方向。

    “我们耗尽了心血也没有战胜他们。”怀特啪的一声合上日记本。他希望我能交上好运，使事情有起色。

    午餐以后，我又回到六楼。按例行手续，人事处处长约翰·马里奥特得跟我当面谈谈。战争期间，马里奥特是双重间谍委员会的秘书，这个机构使军情五处在战时大获全胜，它在纳粹情报部门内部发展了十几个双重间谍。战后他在安全情报局中东部工作，以后才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他是一个很受信任的官员。

    “我们只是随便谈谈，了解一下你个人的背景情况。”他说，同时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共济会式的握手方式跟我握手。这时我想起父亲也是共济会的成员，难怪我第一次跟父亲谈起要正式去军情五处工作时，他绕着弯子劝我加入共济会。

    “必须确认你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你应该明白。”他那说话的口气仿佛认为这种事是为军情五处所不容的。在卡明向我进行最后摊牌的前几个星期里，我就听说有一个局长秘书室的退休警察到马尔科尼公司对我的一切进行了例行的调查。人事处处长跟我面谈后，我没有受过任何其他审查。虽然当时正是军情五处为整个白厅范围内建立一套严格的审查制度之时，可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军情五处内部才逐步实行系统的审查。

    马里奥特的写字台上什么也没有。我猜想这次谈话被录了音，存入了我的档案。马里奥特虽然对这次面谈进行得非常慎重认真，可是只问了几个问题。

    “你年青时是个狂热的左翼分子吧？”

    “也许有一点吧。我在三十年代当过工人教育协会的教员。”

    “是个道地的共产党人，对吧？”

    “在康沃尔不是这样。”我回答说。

    “你在一九四五年投过工党的票，对吗？”

    “我想军队里的大多数人都投了工党的票。”

    “那么，你现在是个中间派了？”

    我告诉他我憎恨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似乎对我的长篇大论感到满意。接着话题又转到我的个人生活上。他在这个问题上兜了半天的圈子，最后问道：

    “你过去喝醉过酒吗，不管什么原因？”

    “我这一辈子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失态。”

    他打量着我。

    “有人找过你做秘密工作吗？”

    “只有你，没别的人。”

    他差点笑出来。但很显然，这句话他已听了无数遍了。他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写，包括直系亲属的情况。就这样，我的审查算是通过了，难怪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等那么容易就混过了审查这一关。

    在我正式进入A处二科工作之前，我和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青官员在一起接受了为期两天的训练。训练课题由一个名叫约翰·卡克尼的人负责。卡克尼是一个严厉的沉默寡言的官员，我和他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他有时非常凶狠，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他只是厌恶对刚来的新手进行素质训练这种工作。他与军情五处的其他官员完全不一样，他不甘于这种千篇一律的枯燥生活，喜欢闯荡，我行我素，认为五处以外才有开阔的天地。所以，后来他离开了五处，去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