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里停留的时间太长，这些流动监视车就像发了炎的大拇指一样，非常引人注目。温特博恩和我又作了一次实地调查。我们去了一个正在进行监视活动的地区，只用了半个小时，我们就把每辆车都找到了。有一辆车特别容易找，虽然最近装上新牌照，但驾驶员竟忘了更换下那块旧的。我建议斯卡登减少车内的载人数目，但他却以道地的英国佬作风教训我，说车里必须要有三个人。

    “一个人开车，一个人看地图，还有一个人要操作无线电。”他的话似乎很有说服力，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一切的不合理。

    有—个环节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也是我最感到忧虑的环节——通讯系统，它从来就是情报组织中最薄弱的环节。监视员每天要同观察站、流动监视车和总部通话数百次，可这些讯号很容易被发现，首先是因为它们从来没有登记波长。俄国人只要探测到没有登记的波长的呼号，就可以识别出监视通讯。在国外，军情六处在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很糟的。长期以来，识别英国大使馆里军情六处的人员的最好方法就是检查哪些外交官使用不通过总机的外线。后来，军情五处引进了一个复杂的译码系统，专门把监视通讯电文译成密码。我当即指出，这样做也是徒劳。因为监视通讯信号混在警察、消防车和救护车的信号里，更容易被识别出来。警察、消防车和救护车的信号都不是密码信号。可是他们似乎还不明白，俄国人的大多数情报都是从通讯本身而不是从通讯内容中搜索到的。他们对通讯进行分析后，可以知道下一次行动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进行，再反复与他们自己掌握的记录进行核实，最后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情报。

    我苦口婆心地到处游说，呼吁集中精力，设法追查俄国人是否在系统地监视我们的监视通讯。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可行的。因为任何接收装置都会发生辐射，这种辐射在短距离内是能够被测出来的。我通过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这一正常途径，提出了我的计划。可是等了数月之后，政府通讯总部才给了我一个所谓经过“慎重考虑”的答复：进行这种试验，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两年以后，政府通讯总部和军情五处才意识到他们的这种判断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失误！

    与此同时，我一直忧心忡忡。如果监视通讯系统环节如此薄弱，监视手段又像我所说的那样落后，那么军情五处不得不设想一下，它多年来惨淡经营的反间谍工作实际上已前功尽弃，或者至少有一部分监视工作被俄国人发现了，那么究竟是些什么活动被发现，有多少活动被发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