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的战壕里，A处二科是军情五处的前沿阵地，温特博恩和我则是突击队员。温特博恩是我的一位好战友。他在加入军情五处之前，曾在陆军服过役，到过中国、日本、锡兰和缅甸。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他曾经想当陆军元帅，可是没有成功。他拟定的行动计划总是经过周密推敲的，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尽管往往很复杂，但总是贯彻执行着军事上的精确性。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情趣的人，他每次参加行动的目的不仅为了收集情报，而且为了从中获得一点乐趣。我们的确获得了乐趣。在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奉国家之命所进行的窃听和盗窃活动遍及整个伦敦，而白厅里那些自命不凡、头戴礼帽的官员对此却佯装不知。

    温特博恩和我是天生的一对默契的搭档。我们都坚信，军情五处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迫切需要现代化，特别是在技术领域。我着重于出主意，他则帮助我从建议中剔除那些不切实际之处，选出那些合理的意见，并策划如何使它们付诸实施。

    我第一次和温特博恩搭档时，他正为A处二科刚刚完成的任务而沾沾自喜。这个任务的代号是“党务行动”。这是一个典型的温特博恩式的行动——彻底性与好运气的完美结合。F处四科的一个反间谍专家从英国共产党内部了解到，全体秘密党员的档案都存放在一个住在梅费尔的富有党员的公寓里。于是A处二科奉命制定一个行动计划，潜入该公寓里去复制档案。

    公寓被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包括目测、窃听电话和截查信件。不久，军情五处碰上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好运气：公寓里的主妇打电话给她正在上班的丈夫，说她要出去一个小时。她告诉他，她把钥匙放在草垫下面。莱肯菲尔德大楼监听到这只电话后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出现在公寓周围，用塑胶印制了这把钥匙的模型。

    我们趁公寓的主人周末到湖滨区度假时，作了细致的安排。温特博恩派了一队监视员去监视公寓的主人，以防他们决定提前回来。我们在莱肯菲尔德大楼设置了许多脚踏式微型胶卷照相机，准备翻拍档案。A处二科的一队工作组开进了公寓，撬开了装有党员档案的文件柜的锁。每个柜子的所有抽屉装着的东西都用波拉罗依德照相机拍了照片。每份档案都是小心翼翼地被取出并在公寓里就进行了编号，以便用后放回原处。然后档案被成捆地载到莱肯菲尔德大楼，按着先后顺序进行复制。总计起来，那个周末共复制了五万五千多份档案，从而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关于英国共产党的一大堆情报。

    “党务行动”使军情五处全部掌握了英国共产党的组织情况。每份档案里都有一张声明，由申请人亲笔书写，说明自己为什么希望入党。此外，还有完整的个人详细情况，包括入党时的详细环境条件、为党所做的工作，以及党组织的联系人。“党务行动”所搜获的材料里还有美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的档案。他们当中有些人希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有的则是因为党要他们这样做。这些秘密党员大部分和三十年代的秘密党员不是同时代的人。三十年代时的秘密党员后来多数加入了间谍的行列，而新一代的秘密党员主要来自工党、工会运动、民政机关或其他政府部门。由于艾德礼政府实行了新的审查制度，这些党员只得转入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年里，英国共产党很得人心，尤其得到了工会运动的拥护，其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战争时期与苏联是盟国。英国共产党在劳资纠纷中日益活跃，使艾德礼首相的后几年过得惊恐万状。四十年代末，军情五处开始集中优势来监视和削弱英国共产党在工会运动中的活动。一九五五年进行“党务行动”时，英国共产党的每一级组织几乎都受到了技术监视或密探的渗透。军情五处把英国共产党的核心的党务材料搞到手，最终证明了它在战后控制局面的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入侵匈牙利后不到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