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知道俄国人已经发现了特殊装置，如果他们找到了它，就会把它拿掉，可他们没有这么干！俄国是否知道特殊装置这种东西，显然他们的确是知道的，而且对这种事是特别注意的，例如在他们自己的大使馆里就是这样。那么他们在埃及大使馆里为何又忽视了这个东西呢？可能是他们不想惊动我们，不想使我们知道他们发现了特殊装置，以便让我们继续使用它。他们毕竟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莫斯科一伦敦的密码线路把情报传送给在伦敦的埃及人，这样我们就无法破译了。但是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俄国人要我们全面理解他们的通讯信号所表示出的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决心，他们并不想让我们以为他们在虚张声势。如果让我们通过一种不受指责的途径去获得有关苏联态度的情报，譬如从一条秘密的线路去获取，那将是一种保证我们严肃对待他们这种态度的最佳手段。我从这件事当中首次看到了苏联故意泄漏情报的复杂性。

    苏伊士运河危机结束后，我又去通讯总部游说，为未来的合作提出了建议。可他们仿佛想使双方的关系又回到过去那种死气沉沉的状态中去。通讯总部乐于摘取“咽吞”技术的战果，却不情愿对军情五处增加帮助作为回报。简言之，他们并不反对军情五处为他们工作，只要不搞互惠即可。

    我感到通讯总部可以通过截听苏联间谍通讯，在帮助军情五处对抗在英国的俄国间谍网方面起一个重要的作用。俄国情报局一直倾向于“非法地”进行真正敏感的活动，启用一些完全独立于“合法的”大使馆情报官员以外的情报人员。他们这些人用自己的无线电收发机与莫斯科中心取得通讯联络。我肯定，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地跟踪和测听这些通讯，我们就会有一个突破，并引导我们一直插入苏联情报机构的心脏里去。我请求通讯总部为军情五处提供我们在战争期间从无线电安全处得到过的那种服务，即连续不断地监听进出于英国的那些非法的无线电广播。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常识，可通讯总部却只给了一个半的无线电台来监听这些通讯。这种努力真是一种怜悯，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去劝说，也没法使他们给予更多的帮助。

    第一次对埃及的密码采取“咽吞”行动不久，我就去了加拿大筹划“蚯蚓”行动。在我这次旅行快结束时，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反间谍处处长特里·格恩西要我研究一个由他们处理的案件。不久前这个案子忽然在神秘的情况下结束。我在研究这个案子时发现了一个细节，使我毫不怀疑通讯总部将被迫改变主意。格恩西领我进了一间密室，桌上放着三本档案，封面标有“冠石”。“冠石”案件是在一九五二年开始的，当时有一个俄国人用假名进入加拿大，此人是克格勃的非法情报人员，到加拿大来的目的是为他自己搞点掩护。实际上，他的最终目的是去美国。克格勃常常派他们的非法人员先去加拿大搞一段可靠的“传奇”或伪造的身份，然后再越过加拿大边界去美国。这位非法分子被骑警队所称的代号是“吉迪恩”，他到加拿大不久便爱上了一个女人。这一举动完全是违反克格勃的纪律的，吉迪恩不久就对他所负的使命产生了动摇情绪。

    莫斯科中心命令吉迪恩作好去美国的准备，可他却设法说服了他们，说这太冒险。去美国的计划因此而流产后，他被任命为克格勃驻加拿大的非法人员，负责加拿大境内的其他非法人员的工作。新的工作是艰巨的，吉迪恩不是个勤奋的人，却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收听无线电通讯，并且不断地到加拿大各地旅行，以便收集情报。吉迪恩开始完不成任务了，因而遭到了他的上司的训斥。终于，他决定向他的情人坦白他所有的一切，两人决定投靠皇家加拿大骑警队。

    格恩西凭着直感意识到这个案子十分重要，于是决定录用吉迪恩为双重间谍，而不是把他作为叛逃者来接收，这个决定看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