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虽然他们很富有，可我禁不住感到他们没有好好地把这一切利用起来。他们主要依靠在市场上买仪器，自己却不进行研制。尽管他们有一种给人印象深刻的微波无线电网络把各分站联系起来，可他们的无线电都是标准的摩托罗拉设备，是用在警车和出租车上的。在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工作中，惟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是他们使用指纹方法来搞间谍工作。军情五处的档案室里没有指纹记录。我认为这是联邦调查局的半警察局的身份所赋予的一个优势。

    迪克·米伦是联邦调查局里负责技术研究的官员。他是个律师，而不是一个科学家，这限制了他的工作效果。可他也搞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他们带我来到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地下室射击场，为我表演了手枪射击。米伦骄傲地告诉我，连“老头子自己”，即胡佛，也常常练习他的这套出色的射击技术。我还参观了马里兰州海边联邦调查局的训练基地，一个年迈的美国印第安人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传授高级枪法。他向我们露了几手绝技，例如对着镜子射击身后的目标，反手过肩击落放在喷水池顶端的乒乓球。这是粗旷而充满美国味的情报人员的必修课。联邦调查局是在三十年代美国那个无法无天的时期扎下根基的，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可我怀疑这种绝技与现代化的反间谍工作是否有关系。

    我并不乐意向联邦调查局通报蒂斯勒案件。从胡佛处理这个案子的方法中，我可以看到不止一个的暗示。他希望我们无法解决军情五处是否藏有间谍的问题，以便他可以借此向总统建议停止与英国交换情报。我希望霍利斯和我过去对美国的访问能为我的道路扫除障碍。

    我由哈里·斯通陪同着参观，他是军情五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哈里这样亲切友好的人，他曾是爱尔兰国际橄榄球运动员，和霍利斯一样，也喜欢打高尔夫球，并且还差不多是一个职业障碍跑运动员。人人都喜欢哈里，这主要是因为他把他的工作基本上视为一种社交活动。五十年代末期是卫星和计算机情报在华盛顿崭露头角的现代气息时代，哈里的气质和知识已跟不上这种时代的步伐了。

    哈里憎恨和胡佛见面，如果对立是无法避免的，他就采取一种简单的对策。

    “听我说，彼得，老朋友。让他谈，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打断他。在他讲完后你记住对他说，非常感谢你，胡佛先生，……我已经为午餐订了一个桌位，我们会需要的。”

    联邦调查局像一个雄伟的凯旋门式的陵墓，我们穿过它前面的拱道，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是联邦调查局国内情报处处长艾尔·贝尔蒙特以及他的副手比尔·沙利文。沙利文负责处理共产党事务。（七十年代中期，沙利文是在新英格兰打野鸭时丧命的，当时被认为是遭暗杀。）贝尔蒙特是一个彪悍的老式“枪手”，过去联邦调查局的人都知道这个绰号。从该局成立之日起，他就在里面。沙利文是四肢发达（但并非头脑简单）的贝尔蒙特的军师，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匕首胜于说教。贝尔蒙特树敌很多，但和我相处得十分融洽。他和我一样，有过一个灾难深重的童年经历。他的父亲在一次街头殴斗中遭人枪杀，他母亲日夜操劳，攒钱供他念完了法学院。他凭借着在工作上的勤奋和对“老头子”的无限忠诚，被提拔到联邦调查局的最上层。

    这两个人在表面上虽然刚硬，在局里的地位也很高，可在胡佛面前却十分懦弱。我感到，这种无限忠诚有些不自然。当然，他们是钦佩胡佛的。这是因为他早年成功地把一个腐败无能的组织建成了一个有效的、令人生畏的、与犯罪作斗争的机构。可是人人都知道胡佛受着难于启齿的隐疾的折磨，他们却从来不承认这个事实，就连私下地默认也没有，我感到很奇怪。

    我花了大半天时间同这两个人讨论了蒂斯勒案件和“筏夫”的技术意义，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