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个克格勃官员走上来，递给他一只装着一大笔钱的信封，然后跟他谈起要让他提供有关军情五处工作情况的情报。

    麦考尔决定采取一项直接的行动。他给苏联大使馆的常驻克格勃头子的办公室打了电话，要求安排会见。当时他用了俄国人都知道的化名麦克利。他大大咧咧地摆出一副高级官员的架势走进苏联大使馆，警告俄国人不许再去接近英国的监视员，并严厉地威胁说要进行外交干预。实际上这种于预是不大可能被批准的。麦考尔对自己这次虎穴之行感到很有兴趣，克格勃头子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和他一起在一株巨大的叶兰下共饮午茶。俄国人对他的部下如此不谨慎地在外国领土上进行间谍活动表示怀疑，但还是同意了调查这事，看看是不是有人太积极了。

    “也许英国安全当局弄错了，近来这里的交往事务太多，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大使馆，那么多的外交人员，有时很难肯定谁为谁工作……”

    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俄国人接近监视员的事了。

    一九五九年夏，正当D处的情况发生改变时，蒂斯勒案件又复苏了。这使我们的头脑里布满了疑云，陷入一片混乱。这件案子的重新发端是因为那个年青的男护士突然又重新活动起来了。我们当年在克拉普汉姆追踪“粗暴”信号就是因为他被俄国人招募过去的缘故。他的俄国上司这次给了他一只提箱，要他存放在家里。箱内装着一部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无线电装置，这使我们立即怀疑整个事情又是一次游戏：想把我们从伦敦引诱出来。可我们没有依据证明俄国人已知道我们已把那个护士转变过来，因此我们决定进行跟踪。D处一科派了监视队连续不断地对那个护士在米德兰的家进行监视，与此同时，伦敦的其他监视活动全部停止。我安排监视总部播发俄国人和捷克人离开肯辛顿公园内的使馆的指令，使他们认为我们还在跟踪他们。

    监视队离开伦敦三十六小时以后，监听他们通讯的俄国接收机也停止了工作。托尼·塞尔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我立即感到非常可疑，过去蒂斯勒事件以后所进行的几次试验都没有得到什么确切的结果。六个星期以后，我们回到了伦敦，深信那只箱子是一个骗局。我安排了特别“筏夫”行动来核查俄国人究竟在什么时候重新使他们的接收机工作的。

    第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们没有对任何俄国人进行跟踪。下午两点半我们开始跟踪一个捷克外交官，不到半小时，俄国人的接收机就开始活动了，对着监视队的频率进行监听。我把“筏夫”的印刷记录给琼斯和霍利斯看了。这些材料首次给人一种确切的感觉：军情五处内部存在着为俄国人提供情报的人。霍利斯和琼斯听了以后大为震惊。俄国人最近对我们监视员进行接近的举动，证实了霍利斯的看法：如果有人走漏风声，那么这个人肯定在监视队内部。可在麦考尔拜访苏联大使馆以后，我们认为没有俄国人再接近监视员了。为了查出走漏风声的人，我们做了更多的“钡餐”试验，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一九五九年底，在知道蒂斯勒揭发情况的几个官员当中产生了一种要把此案进行最后一次解决的想法，哪怕要进行更为广泛的调查也在所不惜。十二月份，霍利斯把我叫去，他告诉我，说他打算停止对监视队的调查。

    “我敢肯定，以前我们对蒂斯勒的结论是正确的，”他告诉我说，“我想我们该结束这事了。”

    他彬彬有礼，可语气却很坚决。我认为把令人忧虑的事公开出来的时刻到来了。

    “我确实认为，先生，我们应扩大我们的调查范围。泄密者有可能就在安全局的上层。”

    霍利斯听到此话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彼得，”他平稳地说，“这会对安全局的士气产生可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