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听到了风声，如果他回来了，就说明他还不知道我们在监视他。朗斯代尔对霍顿说，他将争取在十月一日赶回同他们见面。琼斯对监视队的调查又一次失败，使得莱肯菲尔德大楼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霍顿到了伦敦，但却没人同他见面。好几天过去了，仍不见朗斯代尔的影子，琼斯为此很着急。到十月十七号，在沃尔杜尔街朗斯代尔办公室对面的观察站的工作人员发现朗斯代尔走进了这幢大楼。我们不遗余力，全力跟踪，在紧张气氛中，日益加剧的疑团终于解开了。

    朗斯代尔很快恢复了他过去的生活：经营自动电唱机，会见霍顿，会见其他的漂亮女子。在十一月初之前，他一直没有回到白色大厦他自己的套间里。他在这段时间住在什么地方一直是个谜。每天晚上他离开沃尔杜尔街的办公室以后便向西走。自从朗斯代尔回来以后，阿瑟和我就对监视队的行动进行了严格控制。我们敢肯定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必须停止公开监视，在所有行动中停止使用无线电。吉姆·斯卡登对这种侵犯他管制权的事大为生气。他从未听说过“筏夫”，因而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止使用无线电。他跑去找琼斯，但琼斯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

    阿瑟和我都很清楚，在任何地方跟踪像朗斯代尔这样受过训练并有经验的情报员而不被他发觉，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设想了一种灵活的方法。每天晚上，我们让一队监视员跟踪他，但只跟一小段，然后悄悄溜走。第二天又换一队监视员，在上一队监视员离开他的地方跟踪他，又跟一小段。如此继续跟踪下去，使他从沃尔杜尔街办公室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不断增加。整个行动花了两个星期。我们调动了妻子和办公室的志愿人员协助监视队，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让一个面孔出现两次。最后，我们跟到了伦敦西区的鲁斯利普镇克兰利花园四十五号。显然，朗斯代尔是与这家的主人住在这个小房子里的。这对夫妇叫彼得·克罗格和海伦·克罗格，是新西兰人。他们开了一家小书店，专门出售美国古典书籍。我们在房子的对面设置了一个固定观察站，等待着，并断定夫妻两个都没有发现我们。

    十一月中旬，朗斯代尔从米德兰银行取出他的箱子，然后搬回自己在白色大楼的套间。我们马上派了通讯总部的技术员阿瑟·斯班塞到隔壁的套间去进行“筏夫”监听。在以后的三个月里，斯班塞几乎没有离开过套间。我们还在朗斯代尔接收机的交流电源上安置了一个非接触性窃听器，与耳机上的蜂音器相连接。斯班塞整天戴着这个耳机，因此即使朗斯代尔在深更半夜打开接收机，斯班塞也会被耳机中的蜂音器的声音惊醒。只要蜂音器一响，斯班塞就打开“筏夫”接收机，开始调频，寻找朗斯代尔的频率，然后立即报告帕尔默街的通讯总部。帕尔默街的总部接到信号后，又立即把信号发向切尔特南总部。那里，有一位叫比尔·柯林斯的密码分析员便用复制的朗斯代尔的一次性密码本破译电讯，并用专用密码电传线把所破译的密码送回在伦敦莱肯菲尔德大楼等待的阿瑟和我。

    然而，柯林斯却始终无法破译朗斯代尔第一次收到的电文。这次电文中没有指示器组，指示器组是一组非密码信号，换句话说，是一组由一次性密码本编成的非密码信号。收报人必须把这组信号与一次性密码本全部吻合，方能破译（直到朗斯代尔被捕以后，我们才发现这组电文的指示器组用的也是密码，即用他的真正出生日期）。

    阿瑟和我猜想，朗斯代尔也许知道他的密码本已经泄露，于是便换用另一本从国外带来的新密码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偷偷进入他的套间，对他的打火机进行一番仔细的检查，看看他是否用过他装在里面的密码本。于是，温特博恩和我乘朗斯代尔到苏福克办理自动电唱机业务时闯进了他的套间。这个套间简陋狭小，大概只够放一张床。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