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极大的吸引力。不过说真的，我实际上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一九五五年以来的许多技术现代化基本上是由我主持发起的，而且我还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为两个局争取更多的财政预算和物资。但我却没能如愿以偿。维克托·罗思柴尔德极力推荐我，但狄克·怀特对他说，他从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已经引起了军情六处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至今尚未平息，不能再劝军情六处的高级技术人员接受军情五处派来的人领导。最后科尔莫尔委员会开了个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议在讨论库克的结论时，皇家海军科学局局长赫克托·威利斯立即表示愿意辞去原来在海军的职务来担任新成立的科学理事会会长。霍利斯和怀特知道威利斯的辞职很快会在官僚中产生影响，因而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的辞职。我被任命为副会长。同时军情六处的同行约翰·霍克斯也被任命为副会长。霍克斯作为军情六处在汉斯罗普通讯中心的代表负责研制罗克斯密码机。

    威利斯和我很熟。他是北方农村人，和蔼可亲，他的个子矮小，白头发，黑眉毛。他一向爱黑白点相间的灰色呢西服和硬领衬衫，显得文质彬彬。大战时，我曾在他手下搞过电缆工程和反潜艇斗争。他的数学比我高明，而且具有第一流的技术头脑。现在我们都是工程师，但在管理新理事会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在情报工作中，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作用就是出主意并搞试验，这些试验也许会出成果也许不会出成果。一九五五年以来我所获得的成绩就是通过试验和灵感取得的。我希望新理事会将成为能源站，解决发射工程委员会交给我们关键的科学问题，并付诸实施，扩大其成果。而威利斯则要把情报方面的科研工作同国防部合并。他想把理事会变成一个附属机构，即一个庞大而没有生气的军火承包工业的分支，根据用户的要求制造产品。我试图向威利斯解释，情报工作与军火承包不同，情报工作不是和平时期的工作。情报工作是一场持久战，它的目标是变化无常的。因此在几十年前就制定计划是没有用的，等你刚开始按计划进行工作，可能计划就已经泄漏了，这同海军部计划把一艘舰艇投入使用不是一回事。譬如说柏林隧道行动吧，为了这项宏伟的工程，我们不惜花费了千百万美元，结果发现苏联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这是由计划委员会的秘书乔治·布莱克泄露的。我赞同威利斯的主张，我们应当研制一批简单的设备，诸如话筒、放大器等，这些项目有一定的生命力，我反对研制尖端的仪器设备，那些东西通常是由各种委员会发起、设计和研制的，等它们被研制出来时也许早就过时了，或者早就被苏联人知道了，或许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因而失去了本身的使用价值。

    威利斯从不理解我的奋斗目标。我觉得他缺乏想像力，当然他没有我那种对科学情报工作发展前途的无限热情。他要我定下心来，改变一下现在的生活方式，穿上白大褂来监督合同的实施。我被迫离开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到白金汉门的科学理事会总部。一九六一年是充满了兴奋和成功的一年。时间如飞，转眼就到了一九六二年下半年，这是我一生事业中最不愉快的一个时期。七年来我在军情五处多多少少享受一些自由，我总是很活跃，而且不断参加当时的各种行动。这次调动后，我好像从战壕里被人换下来到了英国国民军的休养地一样，我一搬到新办公室以后，就发现那里不能施展我的本领。我很清楚，一旦离开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就会在没有一点生气的幽闭恐惧的环境中默默无闻地了结自己的一生。我决定离开理事会，如果上级同意，我就到军情五处下面的另一个单位去工作。如果上级不同意，我就到政府通讯总部去，我以前曾对通讯总部的工作有过一些了解。

    这时，阿瑟对我非常照顾。他知道我在白金汉门那里很不自由，于是便找了各种借口要我参加正在进行的有关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