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感到怀疑的地方？

    我翻了翻另一张书桌上的纸张，发现大部分是农场工作的业务记录。斯托勒在外面也没找到什么。于是我们便离开了格兰特的房子。要对这个地方好好搜一遍，至少得用二十个人来工作一个星期。后来，埃尔韦尔又亲自登门拜访了索科洛夫·格兰特，并向这位村民问了些问题。埃尔韦尔回来后非常满意。他说格兰特没有什么问题。他的人缘很好，妻子是当地乡绅的女儿。我们猜测戈利金可能在克格勃的监视名单上看见了索科洛夫的名字，也许苏联人打算同索科洛夫接触，但实际上从未找过他。

    这以后不久，格兰特夫妇便离开了那个村庄。也许村里人知道了我们的调查，也许格兰特想过一种新的生活。尽管对索科洛夫的调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件事却在我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忽然受到怀疑，然后又忽然排除了怀疑，然而他的整个生活则由于世界另一边某个他从未见过的人的一句瞎话而完全改变了。安逸的萨福克乡村世界与背叛者的秘密世界发生了冲突，而在秘密世界里，根本没有什么偶然的巧合，就连一张空书桌也可以引起怀疑。

    戈利金关于间谍渗透军情五处的情报是他所有情报中保密最严的部分。我最早是从阿瑟那里知道这件事的。当时阿瑟刚从华盛顿回来。戈利金说他在克格勃总部见过存放英国情报部门文件的特别保险柜。他还见过保险柜里存放的那些文件的索引，并且肯定军情五处的最新文件一定也在那里。他还说，克格勃从英国情报部门得到一份文件，他们称之为“技术文件”。那是一份很厚的文件，里面罗列了英国情报部门所使用的各种技术设备。他没有能够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只是被叫去看看是否可以翻译里面的某一段文字。这份文件肯定很重要，因为他们对译文催得很紧。他说苏联驻伦敦使馆的安全措施同别处的使馆不同，那里没有专门的安全员（即苏联保卫员），据戈利金推测，没有专门安全员的原因是苏联已经完全渗透了军情五处。戈利金还谈到克拉布事件，他说在克拉布对“奥尔忠尼启则号”下手之前，克格勃就得到了警报。

    一九六二年八月，军情五处正处在消化戈利金的情报的阶段。与此同时，我们在研究有关菲尔比的第三集材料中也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在以色列韦兹曼斯大楼的一次招待会上，维克托·罗思柴尔德见到一位名叫弗洛拉·所罗门的苏联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她对罗思柴尔德说，菲尔比在《观察家报》上写了一些反对以色列的文章，她表示非常气愤。她然后透露说，菲尔比从三十年代起就是一个秘密间谍。维克托竭尽全力，最后终于说服了她到伦敦把这件事告诉阿瑟·马丁。他俩会面的地点是在维克托的公寓，我奉命在公寓里安装了话筒。我决定临时在那里安装一个特别装置。维克托对此非常紧张。

    他对我说：“我真怀疑你们是否会把这个特别装置拆掉。”然后逼我保证亲自监督安装和拆卸。维克托一直以为军情五处在暗地里对他的讲话进行窃听，了解他和以色列人的密切交往。他这种疑神疑鬼的样子在办公室引起了许多笑话。但我还是向他作了保证，并在阿瑟和弗洛拉·所罗门见面的前一天下午，让邮局的技术人员仔细地检查了他们装的电话。会晤结束后，我又亲临现场看着他们把窃听垫圈拆掉。

    我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第八楼监听了这次会晤的实况。弗洛拉·所罗门性格古怪，很不可信。她对菲尔比恨之入骨，但却不肯向阿瑟透露自己与菲尔比等人的关系。经过一番耐心的开导，她终于开口说了实话。原来在战前她同菲尔比交往密切，而且还挺喜欢他。在菲尔比任《泰晤士报》驻西班牙新闻记者时，有一次回伦敦还带她出去吃过一顿午餐。用餐时，菲尔比告诉所罗门，他正在为保卫和平干着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需要人帮助，并问她是否愿意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