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

    她告诉我：“我早就猜到迟早总会进行一次调查。”但她却很悲观。她深信最坏的事还在后头，因为调查的程序总是预先制定的。

    “如果阿瑟太认真，肯定支持不了多久；如果你同他搞在一起，你也得当心。”她又说。

    我委实吃了一惊。“伊夫琳，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问道。

    她打开自己的保险柜，拿出一个黑色笔记本。

    “你看看这个吧！”她告诉我。

    翻开笔记本，一行行清秀干净的字体映入了我的眼帘，我飞快地翻阅了一遍。原来这个笔记本记录的是四五十年代的各种案件的细节。这些案件有的我只知道个大概，有的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材料是从军情五处的档案室收集来的，每件案子都是一起针对军情五处或军情六处被渗透的指控。

    我简直吓呆了，“这是谁的？”我问。

    “是我朋友安妮·拉斯特的。她曾和我一起工作过。自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以后，她就收集了这些。后来为了结婚，她辞去了这个职务。她嫁给查尔斯·埃尔韦尔。临走前，她把这个本子交给我，说以后可能有用。”

    “阿瑟知道吗？……”

    “当然。”

    “你还给谁看过？”

    “难道我也要让人剁碎……”

    我继续看着笔记本。开头几页经常提到马克斯韦尔·奈特的名字。大战时，他就相信军情五处内部必定有间谍，并作了记录，但却没有采取行动。记录本里共有几十件指控材料，多数是不切实际的想像。例如根据某一间谍的报告或随手写的感想和评论，也有比较具体的材料，例如伊戈尔·古曾科的证词。古曾科就是一九四五年叛逃加拿大的那个年轻的苏联密码员。他的叛逃对英国“维诺纳”计划里克格勃通讯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整整一个星期，这一通讯陷入混乱状态。据安妮·拉斯特记载，古曾科曾揭发说军情五处有个间谍，代号“埃里”。一九四二年古曾科在莫斯科工作时曾从一位叫卢比莫夫的朋友那里听说过“埃里”，当时经手“埃里”电文的就是卢比莫夫。“埃里”有某些俄国背景，他能查看某些档案。苏联采用死信投递的方式同他联络，而且经常把他提供的情报送给斯大林。古曾科的这一指控同他的其它材料一起被归入档案，以后再也没人问津，这些材料只好束之高阁，放在那里吃灰。这真是不可思议。

    伊夫琳说：“人们不相信他，认为他弄错了，军情五处内部不可能有间谍……”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是作者的“遗嘱”，她写道：“如果军情五处内部有间谍，那我肯定是罗杰·霍利斯或格雷厄姆·米切尔。”

    我倒抽了一口气，说：“这么大的人物怎么调查？除非把军情五处翻个底朝天才能完全做到。”

    伊夫琳痛心地说：“一九五一年时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安妮·拉斯特的笔记本只不过是伊夫琳和我头一次分享的机密。在以后共同工作的几个星期里，她渐渐向我道出了军情五处许多被人遗忘的历史，这是我们在A处二科的录音带上听不到的。这些故事充满了疑问、猜测、无法解释的行动和离奇的巧合。很快我便知道了，我并不是第一个怀疑军情五处藏有间谍的人。这种恐惧和办公室的家具一样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傍晚，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向公园巷走去，伊夫琳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自从一九四二年起就不断有人揭发军情内部有间谍，但从未调查过，也没有人反驳过这些揭发。时间已经拖得太长了，这次的搜索一定是长期而又艰苦的。想到这里，我收住脚步，回头望了望莱肯菲尔德大楼。

    “这次不会再走漏风声了吧？”我心里想，“不会再出现叛逃，这个人不会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