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作为一笔长期资产。我在潘可夫斯基情报分发情况一览表上数了一下，在他活动期间，仅在英国就有一千七百人看过他提供的材料。军情六处、军情五处、政府通讯总部、联合情报委员会、各军种首领和他们的参谋，以及外交部和各研究集团等，都有被指定看潘可夫斯基提供的部分材料的人员名单，尽管能看到全部材料的人寥寥无几。当然，同一切间谍报告一样，这些情报上并不注明它们的来源。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如此广泛的散发范围真是令人吃惊。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保持高度警惕的俄国情报部门是否已经发觉了我们的行动？因为他们在一九六三年就曾表明，他们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对英国安全部门的上层进行渗透。

    在莫斯科所作的安排也是超乎寻常的。军情六处让潘可夫斯基在莫斯科公园里把已冲好的胶卷交给奇泽姆夫人，她是军情六处驻莫斯科的官员罗里·奇泽姆的妻子。这样的交接活动进行了十几次，并且潘可夫斯基和奇泽姆夫人都早已发现克格勃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监视。在我阅读潘可夫斯基的档案时，我从布莱克的监狱汇报中得知，俄国人知道奇泽姆是军情六处的官员。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俄国人在伦敦指挥间谍的方式与军情六处在莫斯科指挥间谍的方式一样，那么军情五处尽管力量薄弱并受到习惯和法律的限制，也不会不发现潘可夫斯基的行动。

    我散发我写的潘可夫斯基的报告时，迎来的却是愤怒的吼声。这个潘可夫斯基行动被冠以勇气与胆量称号，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因此当我发表不同意见时，人们就表现出极度的冲动。潘可夫斯基案件的经办官员哈里·谢尔戈德在军情六处的一次会议上，特地走到我跟前：

    “你知道指挥间谍是怎么回事？”他怒骂着说，“你跑到这儿来对一个勇敢的人的记忆进行损害，还指望我们相信你？”

    当然，问题在于如果潘可夫斯基提供假情报这一事实成立的话，那么俄国人又为什么要派潘可夫斯基来充当提供假情报的间谍呢？我想，这个答案就在古巴政治和军备控制政治这两个方面。俄国人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两个主要的战略野心：一是想在古巴保住卡斯特罗，而当时美国正使用他们的各种力量和手段企图搞掉卡斯特罗；另一是苏联在加强和发展洲际弹道导弹能力时不想引起西方的怀疑。当时正值“导弹差距”的时代。害怕俄国人在核武器生产上超在前面的观点，正是约翰·肯尼迪在一九六〇年竞选总统时的政纲要点。肯尼迪许诺说他的政府要缩短这个差距。而苏联人则想方设法让西方相信，“导弹差距”是臆想出来的，如果真有什么差距的话，那也只能是苏联落后于西方这种差距。

    美国害怕苏联的导弹能力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情报方法上的问题。西方在这方面就像一个盲人。加里·鲍尔斯在一九六〇年五月被击落以后，UZ高空侦察机的飞行计划便被取消了，直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卫星，才重新对苏联进行摄影侦察。当时西方的惟一的情报来源是利用潘可夫斯基这根线索和截听苏联在亚洲的火箭试验范围内往来的遥测信号和无线电通讯。

    潘可夫斯基提供的情报的主要方面，是说明苏联的火箭项目并不像西方所想像的那样先进，而且他们没有洲际弹道导弹实力，仅仅只有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情报使肯尼迪心中有了底，当美国发现了苏联在古巴建造中程弹道导弹设备时，他才敢让苏联摊牌。对照潘可夫斯基的情报，美国人又看见俄国人在古巴安装了代表他们的工艺技术水平的火箭，更加对潘可夫斯基关于俄国人没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情报深信不疑。赫鲁晓夫被迫撤退，但他达到了他的主要目的——美国最终同意不去动古巴。

    潘可夫斯基的情报后来又被另外两个叛逃者所证实。他们是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大礼帽”和“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