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斯每天晚上都在下班后和我会晤。起初，他对窥探一个亲密的同事的私生活表示厌恶，可我从来没有感到他的这种感伤情绪是真实的。我告诉他我们从闭路电视上看到米切尔用牙签剔牙齿的次数时，他大笑起来。

    “那可怜的家伙应该找个好牙医看看！”他笑着说。

    我自己感到很坚定，甚至是冷酷无情。我等待解决渗透问题的机会已有许多年了，我毫无顾忌。

    经过同霍利斯相处的那些夜晚，我才第一次对霍利斯有所了解。我在他手下干了将近八年的时间，我们之间除了公事，很少有过交谈。虽然也有关系紧张的时候，可总的来说，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们之间有一次严重的冲突，那是在五十年代末。我当时与温特博恩在A处二科工作，阿根廷有个代表团与英国政府洽谈肉类合同。霍利斯把贸易部请军情五处收集情报的事交给我们去办，并指示安装话筒来窃听阿根廷人。温特博恩和我对此都很生气，认为这是违反芬勒特一斯图尔特备忘录的举动，该备忘录规定军情五处的任务只限于负责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A处二科的其他人员与我们有着同样的看法，因而我们拒绝了霍利斯的指示。好几个小时里，我们都预感到要被集体解雇。可后来霍利斯撤销了他的指示，再也不谈及此事。这是军情五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罢工，并以罢工者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在搜查米切尔的办公室那段时间里，霍利斯偶尔也谈起他早年的一些事情。他告诉我他三十年代去过中国，并在那里的英美烟草公司工作过。

    “那里的事真可怕，傻瓜也明白日本人在满洲干什么。太明显了，我们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会失掉中国。”

    与军情五处里许多的老官员一样，他不喜欢美国人，其根源要追溯到战争爆发之前。他说美国人本来可以帮助远东，可他们拒绝这样做，他们紧紧抓住孤立主义不放。法国在远东已经失去了势力，宁愿眼看着整个地区沉没也不愿帮助我们，结果把一切都让给了俄国人。

    “他们注视着，等待着，”他告诉我，“他们终于在战争结束后当毛泽东上台时，得到了中国。”

    他很少提及他的家庭生活，安全局里有许多人知道他长期有外遇。他偶尔提到他的儿子阿德里安。他是个很有天赋的棋手，是霍利斯的极大骄傲（阿德里安过去常到俄国去参加棋类比赛）。

    有一次，我们谈到米切尔案件时，我大胆地直述了我的观点：不管结论如何，它都说明了我们的安全保卫方面是个薄弱环节。霍利斯听了以后发怒了。

    “你是什么意思？”他问。

    我告诉他，我们对军情五处新招募的人的检查还没有军情五处对白厅其它部门的检查严格。

    “你看看我，”我告诉他，“我从加入军情五处以来，到现在还没有受过审查。”

    第二天有人就送来了一些表格让我填，从此再也没有提及此事。不久，审查程序被修改了，要进军情五处的要多填几个证明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是由军情五处提名的证明人。

    在同霍利斯一起相处的那些夜晚里，最令我难忘的是他那没完没了的下流笑话，简直是我从来不曾听到过的。当他为了要从权势的奥林匹亚顶峰上降落下来和他的部下打成一片，或轻松一下时，他就把这些笑话当作一种手段来达到这种目的。有一次我问他从什么地方收集了这么多的故事。

    “中国，”他告诉我，“每个人都喝酒讲笑话，这是唯一的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

    早一些时候，我就决定对米切尔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小书桌进行搜查，我向霍利斯要了钥匙。

    “那是盖伊·利德尔的写字台，”他说，“从他办过移交以后，那张桌子就已经留在那里有许多年了……”

    那书桌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