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条件，就是要让我先回科学理事会去，帮助威利斯完成一项特别项目，然后才能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去就任新职。

    威利斯的特别项目是我为军情五处所做的最有争议的工作之一。他要我对六十年代初投奔西方的另一个俄国叛逃者奥尼格·潘可夫斯基所提供的所有情报进行一次全面的研究。据我所知，这种工作在英国情报部门内部甚至只做过一次。

    潘可夫斯基当时是军情六处这项王冠上的明珠，他是格鲁乌的高级官员，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为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当间谍，并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苏联军事力量和意图的情报。大西洋两岸对此都非常赞赏，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苏联的最成功的渗透。潘可夫斯基告诉西方，说苏联在古巴有导弹，由他提供的关于苏联核武器库的情报使美国敢在以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采取行动。由他提供的证据使美国识别出了在古巴的苏联导弹。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年底，潘可夫斯基同一个英国商人格雷维尔·温都被克格勃逮捕，并被判了刑。温是潘可夫斯基和军情六处的中间联系人，被判处长期徒刑（最后与朗斯代尔和克罗格夫妇交换回到英国），潘可夫斯基则被枪决了。

    我曾参与过潘可夫斯基这起案子，那时该案子还在发展。他曾以苏联贸易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多次访问过伦敦。在皇家山饭店向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作过一系列的秘密汇报。温特博恩当时因身体不好，长期休养。我便成了A处二科的代理科长。军情六处要我用技术方法对潘可夫斯基在伦敦的行动进行监视。我安排了监视员对他进行连续不断的监视，并安装了先进的话筒系统，把他和上级彻夜长谈时提供的所有情报都录了下来。

    潘可夫斯基这起案子仿佛否定了军情五处有渗透分子这一事实。在米切尔案件中，阿瑟和我常常讨论这一点。假定军情五处上层有渗透分子的话，那么潘可夫斯基就应当是个打进来的间谍。因为从较早的阶段开始，几个高级嫌疑犯，包括米切尔在内，都知道他的事。我在安排“皇家山”行动时，霍利斯问我军情六处要见的那个间谍的名字，我告诉了他。卡明也问过，但我却没有告诉他，因为他不在可以知道军情六处行动的人员名单上。这引来一顿大吵，他挖苦说我翅膀长硬了，他怨恨我对他当时帮助我进军情五处所起的重要作用不知恩图报。

    潘可夫斯基与我们所掌握的戈利金揭发材料很吻合。戈利金说，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把克格勃头子谢罗夫将军调去负责格鲁乌，由亚历山大·谢列平接替谢罗夫来负责克格勃。谢罗夫是老式的贝利亚奴仆，脑满肠肥，不思烦恼，而谢列平比他灵活多了。赫鲁晓夫和政治局的结论是，不会同西方发生全面的战争。赫鲁晓夫想要知道怎样才能不战而胜，这个问题就交给了谢列平去解决。他进行了六个月的研究之后，在莫斯科召集克格勃驻世界各地的高级官员开了个大会，讨论如何使克格勃的工作方法现代化。据戈利金说，谢列平吹嘘说，克格勃在西方部署了许多亲信，因此他倾向于恢复使用过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方法和“信任”方法来掩饰苏联战略意图的真正实质。

    作为谢列平那次大会的结果，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所有国外行动）成立了D处，专门负责在战略规模上策划欺骗和假情报。D处处长阿加扬兹，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克格勃官员。戈利金说，他在一九五九年曾到D处去找过一位朋友，让他在D处帮他找份差事。那位朋友私下悄悄告诉他，说D处正在策划用格鲁乌搞一次大规模的假情报活动。但还无法马上进行这项活动，因为中央情报局对格鲁乌已经有了渗透，必须首先把渗透分子清除出去。几乎可以肯定，那个渗透分子就是波波夫上校。他是格鲁乌的高级官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当间谍，一九五九年被抓获，在受尽折磨之后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