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的一部分。他们是内行，而赫尔姆斯、安格尔顿以及胡佛是外行。美国情报界有一种残酷无情、无法无天的特色，它使英国情报部门的许多上层集团很不安宁。他们害怕将来会有什么灾难，想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这种联络重担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像我这样的一些官员的肩上。

    一九六八年，我去了华盛顿向安格尔顿汇报“哈里特”案件的结果。我们举行了一个公务式的会议，我概述了调查的过程，并告诉安格尔顿，我们一致认为汉利是清白的。安格尔顿随后带我去见迪克·赫尔姆斯，向他解释我此行之使命。赫尔姆斯说他不希望再多听了，如果我说汉利是清白的，他就毫无条件地接受我所说的。但是，汉利问题的澄清并没有解决问题。

    我们离开赫尔姆斯那里之后，安格尔顿说，他要同我讨论一下戈林涅夫斯基是一根安插的内线的问题。“哈里特”如此完全符合，以至于它不必让一个疑心重重的人来相信是克格勃精心策划了这起指控来使他失掉信用的。安格尔顿和赫尔姆斯已经怀疑戈林涅夫斯基在叛逃前不久曾重新落回到俄国人的控制之中。通过对他所提供的情报进行反复的分析，发现从波兰事务到俄国事务，情报的特点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仿佛是俄国人故意地把他们自己的情报拿出来喂“钡餐”，以便杜绝泄密。军情五处也同意这种分析，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间谍的故事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忽视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哈里特”事件的澄清，使中级特务的真实性以及戈林涅夫斯基情报的真实性（尤其是他在叛逃后所提供的情报的真实性）产生了一个大问号。中级间谍的故事出现在一九六三年，戈林涅夫斯基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叛逃的，克格勃为了像他们所做的那样编造出故事的细节，他们需要得到汉利的履历，惟一能够利用职权搞到这个履历的人只有罗杰·霍利斯。

    但是，如果戈林涅夫斯基已经转变过来，或者是一个不知不觉的假情报工具，那么对于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在波兰控制的其他间谍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波兰从大战以来一直就是西方在东方集团的行动中最为持续有效的地盘。在“哈里特”的调查当中，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我惊奇地发现，军情六处控制的所有间谍，长期以来，在军情六处华沙分站一位秘书所租用的一套公寓里碰面，在那里举行了九十多次会议。我在推测，波兰情报局和克格勃为什么没有察觉到这些次数惊人的会议，其原因是他们正在向我们安插假间谍。军情六处又一次恼怒，就像他们在潘可夫斯基案件上一样。

    许多叛逃者在六十年代初突然涌入，使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些叛逃者是被送来欺骗西方的反情报部门的。戈利金的中心论点是，克格勃展开了一场系统的假情报战役，他们把假叛逃者送到西方来以便使他失去信用。几乎是在同时，尤里·诺森科出现在中央情报局的门阶上，使戈利金所提供的关于苏联渗透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的线索有了出入。

    诺森科使中央情报局陷人了混乱。他告诉他们，他看过被指控是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档案。他声称克格勃没有参与暗杀阴谋，并且在俄国没有同奥斯瓦尔德有过接触，尽管他在叛逃前不久在一个绝密的UZ侦察机基地工作过。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官员认为诺森科的故事当中巧合的色彩太浓了，特别是后来发现他对自己在克格勃的级别和地位上撒了谎。但为什么要派他来？中央情报局使用了军情五处从来不能容忍的监禁和体罚来试图突破诺森科，可甚至到了一九六七年，他们在解开这个谜上仍然没有丝毫的进展。

    对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源“大礼帽”和“费多拉”的怀疑也在加深着，他们拒绝透露他们的身份，仍旧在自己的职位上传递着情报。他们对诺森科的问题表现出诚意，仿佛想使美国人确信他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