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抽烟和钓鱼是安格尔顿的主要松弛方法。巴里·拉塞尔·琼斯惊奇地告诉我，说他陪伴安格尔顿到他在爱达荷拥有的一条小河去钓鱼的途中，发现安格尔顿每隔一百码就要在水下埋下杰克·丹尼尔牌啤酒，以便不会缺酒喝。回到华盛顿后，他的娱乐则是养珍奇的兰花（他是个世界专家），皮革制作，金箔敲制，或为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做钓饵。

    安格尔顿和我一直谈到凌晨四点钟。我们研究检查了叛逃的每一种可能的情况。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谁是叛逃的，谁是被派来的？这些线索就像铭记在儿童脑海里的诗篇。我们两人都忧虑不安。有许多事都得依赖于对叛逃者作出的正确判断上——对他来说，总统被刺的事要在这种基础上解决；对我来说，下一步行动是追捕老鼠，这也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最后我们从亚历山大利亚走回到第四十四大街桥，安格尔顿把他的车停在靠近国家公墓的冲绳纪念碑后面。安格尔顿富有满腔爱国情，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崇敬国旗、民族传统的象征等，如冲绳纪念碑，使他十分入迷。他停下来远远地望着它。汽车一辆一辆地从我们旁边唆唆而过。

    “这是金的工作。”他喃喃地说，这是我听到他很少几次谈起他的老朋友菲尔比当中的一次。

    如果在六十年代初就有用叛逃者来欺骗西方的阴谋，那么我们是很容易上圈套的。整个那几年，为了尽全力吸引叛逃者，伦敦和华盛顿都有一项自觉的政策。他们被看作是能够破坏捷尔任斯基广场上那台正常工作的机器的秘密武器。这项政策的一部分是由于内疚情绪而产生的。早期的叛逃者如古曾科和冯·彼得洛夫，他们的服务所得的奖赏是很可怜的，他们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感到寒心。他们得了一笔钱后就被赶了出来进了冷宫，只得指望自己竭尽全力来解决生计，大部分叛逃者都无法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内疚还由于安全方面的安排不周，致使沃尔科夫和克里维茨基死去。我们担心消息传回东方会进一步阻止那边的人来接近我们，除非我们做出自觉的努力来显示叛逃的好处。

    戈利金叛逃过来的时候，这种政策更加强化了。所有保护叛逃的措施都被批准了。这些措施首先是巨额报酬，也包括其他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的特别行动，牵涉到一个叫谢尔盖·格里高文（化名）的克格勃高级官员。这次行动表明了我们准备干到什么程度。格里高文在丹麦工作过，丹麦情报部门例行将他的身份告诉给我们，因此我们对格里高文这个人早就知道。他们还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他个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他有喜欢同女人混在一起的名声。情况报告分发到D处四科，即D处的间谍管理科，并指示他们对格里高文的不检点行为加以注意，因为他的妻子留在莫斯科。

    任何俄国人，尤其是一个克格勃的官员，在西方同女人接触时，如果被克格勃安全处，即“SK”抓住了，那么他就遭殃了。格里高文这起案件是完全有这种可能性的。一年以后，D处四科的一个反间谍官员得到了第一份密告情报。他的一个间谍，《每日镜报》的一名高级负责人，常常习惯性地同格里高文在宴会上见面。这位负责人的女朋友说格里高文与一位朋友的关系暧昧，这位朋友是她介绍给格里高文的。D处四科在同D处一科行动科一起开的周会上提出了这件事，会上同意对这件事的事态发展作进一步的监视。这位反间谍官员奉命鼓励他的间谍注意这起正在发展的罗曼史。

    最后，格里高文同那个姑娘结束了那种关系。当他再次碰到那个给他介绍女朋友的女人时，他问她是否还认识其他的女朋友。D处一科立即意识到我们的机会到了。如果我们把是自己人的姑娘介绍给格里高文，那么我们就会在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上来开始展开一次引诱行动。这个计划呈递给了琼斯，他同意了，尽管这次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