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和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叉前会谈中的谈话细节。

    美国人猜测19号间谍是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德瓦特·贝奈斯。他作为苏联的傀儡做了一辈子间谍，所得到的报酬就是在一九四八年被不光彩地赶下了台。贝奈斯参加过三叉朝会谈，而且被公认为是向苏联人传送情报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查看了电文本身，我开始怀疑这种解释。19号间谍所报告的谈话很明显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非正式谈话，内容是关于第二战场的计划，特别是关于海军和航行部署。令我吃惊的是，贝奈斯是不可能得到准许去参加这些讨论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根本没有舰船，捷克是一个内陆国家。

    我开始怀疑19号间谍可能是更加接近英国的什么人。第一步就是寻找英国所保存的有关三叉朝会谈的丘吉尔和罗斯福会晤的记录，看看是否能从中找到一份19号间谍所提及的那次会晤的记录，如有可能，找出一份参加会晤的所有人员的名单。

    寻找幽灵般的三叉朝会谈讨论记录，是我工作生涯中最稀奇古怪的经历。维克托安排我去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他非常愿意帮忙。他是一个平步青云的官场人物，已经可以看出他即将升任内阁大臣。由于他需要情报社团支持他获得这一职位，所以他急于同我拉关系。他像一个孩子，立即把所有的精力投入了在唐宁街十号寻找记录的工作中去了。但过了好几个星期，我们却一无所获。

    阿姆斯特朗建议我去拜访丘吉尔的前总参谋长伊斯梅勋爵和前任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爵士。他俩都记得三叉朝会谈，但却没参加过这些专门讨论。我又去拜访了玛丽·丘吉尔，她也没有记录。最后，阿姆斯特朗又安排我去会见丘吉尔的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丘吉尔任首相时，每天有一位私人秘书保管他的约会记录，吉尔伯特保存了所有这些记录的汇总本。也许在这里能找到一次记录。我把有关的日期告诉了吉尔伯特。他便查阅了整个日记索引。

    “天哪，”他说，“那天的日记是空白的！”

    搜查19号间谍的工作就这样搁浅了，一直遗留到现在。

    正当我搜查19号间谍的时候，人们就弗·琼斯的继承人问题争吵不休。于是我向维克托建议，由我而不是由他去探听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的意见。保持维克托的中立位置是很重要的，没有人能责怪我在继位问题上的党派偏见。在我再次拜访唐宁街十号的时候，我曾向他暗示过军情五处内部有一些恐惧，可他微微一笑。

    “局势对你不利，”他说，“我想这个问题不值得再提了。”

    我告诉他，如果明智的人企图任命沃德尔，那他们就错了。

    “我们不是文职官员，”我对他说，“沃德尔没有能力干这个工作……他太教条太死板了。”

    阿姆斯特朗除了告诉我一些我已经知道的情况以外，例如常务大臣都是坚决支持沃德尔的，几乎没有向我透露什么。

    “他们只想犒赏他一下，他们就不能在其它部为他找一个高职位？”我苦苦地说。

    阿姆斯特朗哈哈大笑起来。

    “啊，不，彼得，我们没有那么精明！”

    过了几个星期，我又见到了维克托。他已经在阳光灿烂的契克斯同希思谈过话了。他告诉希思军情五处内部强烈反对任命一个外面的人做局长。希思表示同情，但他说要反对文官事务委员会的提议必须得有充足的理由。最后，维克托终于设法说服他同这两名候选人进行面谈。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我们完全相信汉利那富有魅力的性格将会给希思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沃德尔的胆怯肯定会引起希思的反感。汉利听到消息后立刻改变了态度。他看出事情正在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他走到我的办公室，相当自负地对我说，他第二天就去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