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生莫里斯的气。

    “该死的莫里斯，”他怒气冲冲地叫道，“居然管起我们的事来了。”

    当他镇定下来以后，便问我这些阴谋分子的姓名。

    我告诉了他这些人的名字，木已成舟，我无法再拒绝了。当我报名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时布伦特的心情。戴上面具去出卖别人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你能照顾照顾他们吗？”我问汉利。

    “一定得调查，当然。”他说。

    威尔逊的事没结束我就离开了军情五处。以后汉利再也没和我提及这事。我听说一名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受命对内阁进行了私下调查。以后又听说汉利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在招募人员方面，试图向军情五处输进新鲜血液。这大概可以解释在我退休定居澳大利亚不久收到的那封迈克尔·汉利的秘密来信。

    “当你知道公司通过最近的检验，并且在正常工作的消息以后，一定会感到欣慰。”汉利在信中写道。

    这以后不久，威尔逊就辞职了。正如我们在办公室里常说的那样：“政治家们来去无常，而安全局却永远向前。”

    有关哈罗德·威尔逊的街谈巷议很快平息了，正如一九七四年霍利斯事件突然起死回生一般。霍利斯事件自从一九六九年审理过以后就一直无人问津。我原先以为汉利接管后可能会重新审理，但我很快发现他的意图是少管闲事。他极力想忘记过去的伤疤，而且急于想把我同K处的案子以及现行的调查分开。

    每当我提及这事，他总是说：“我很坦率。”

    惧怕丑闻，成了六十年代负责处理动乱官员的最大顾虑。但现在不管问题是大是小，人们愈来愈清楚，这个问题已经了结了。我与维克托讨论是否有可能重新审理这个案件。

    “现在还为时过早，”他总是这样对我说，“还得等一等。我将设法把这件事告诉特德，但不是现在。我们要让汉利从危险中拔出来，整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们必须再等一等。”

    一九七五年大家以为布伦特患了癌症，不会久于人世。这时对丑闻的恐慌达到了高峰。维克托向我打听，我是否以为布伦特会立下遗嘱在他辞世以后发表，揭开整个事件的真相。我也曾经常常向布伦特问起这事，他一直否认有这种打算。然而，他的语气充满了报复，我不敢贸然相信。

    维克托比任何局外人都清楚布伦特捣什么乱。他和希思对普罗富莫丑闻给上届保守党政府造成的损失至今仍记忆犹新，而且非常害怕布伦特用同样的方法把他们搞垮。这不仅仅只是免予起诉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说出同伙的姓名，不管他们是死还是活，也许他会留一份三十年代的艳遇记录。一旦这些有关性方面的失误在舰队街张扬出去，那就不止一人要身败名裂了，至少不止首相安东尼·艾登一人。

    最后维克托要我立即帮他准备材料，对布伦特揭露事件的后果进行一番全面的估计。我在D处三科时曾为内政部起草过各种有关“五人集团”的文件，但他们很不满意。军情五处的法律处坚持要删掉普罗克特和沃森等人的名字，理由是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

    “这没道理，”我同他们争道，“给内政部提供情报是我们的职责。如果由于没有证据就把我们坚信的事实删掉，那就是失职。”

    维克托完全同意我，并强调说我的汇报要力求全面。我详细描述了“五人集团”的历史，并用了大量笔墨说明所有的联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在我的汇报里，提到了四十个人。几个星期后，我去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向他报告十九号间谍的事，阿姆斯特朗对我的汇报表示感谢。

    “这件事做得真棒，”他笑道，“这才是真正的情报。与我们平时收到的那些由文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