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地认为这种意识就是意识本身，而未能将它放在社会的条件中去观察。看一看非父权制社会的情况，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类型的意识。这里我不能也不想详细阐述，但至少想提出一点：确实存在与权力主义相对立的人道主义意识。这种意识植根于人本身，向人传达什么是好的，有利于他的成长和发展。它的声音常常是非常温和的，于是我们很善于忽略它。如果人们去倾听他们内心这种“健康意识”的呼声，就不会再去服从那些外在权威的命令了。我们的机体使我们具有生理的和心理的潜力，而“健康意识”的呼声指引我们发掘和实现这些潜力。

    在西方世界，我们经历了传统价值的解体。而这一解体，这一危机，在某些程度上与富足的问题有关。一个人被剥夺得越多，就越需要多一些服从，以使他不会与那强加给他的剥夺相抗争。别人告诉他：他被迫服从剥夺是有意义的、无可避免的，是上帝或是国家或是法律——或是别的什么或什么人——要求他的。如果没有绝对的服从，人们可能感到不再愿意继续被剥夺，那么，对于以剥夺和服从为必不可少的因素所构成的任何社会来说，当然都是极其危险的。但是，当富足在不断增长时，必须接受剥夺和服从的信念就可能失去力量：我们有了想要的一切，为什么还要服从那个权威的命令？这就是当今社会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无疑来自新的生产方法。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所使用的是老式机器。工人们的唯一饭碗就是一份工作，所以他们必须服从。今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生产越来越脱离过时的机械技能而向现代的控制技术转化。今天的工作要依靠集体的努力，并且使用很多能够自我纠正的机器。在这种情况下，昔日的服从逐渐让位于合作，旧有的监工和工人的关系也逐渐消失了。我并不认为现代的工作方法已经结束了异化和帮助我们取得独立，新的工作环境也不是如田园诗一般的偷快，我只是想提请人们注意与过去相比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父系的、权力主义的社会危机还来源于政治革命。从法国革命开始的一系列革命，虽然没有一次完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但都动摇了旧有的秩序。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却是实在的。

    在权力主义的伦理中不服从是唯一的原罪，而服从则是唯一的美德。亚当和夏娃所做的事情本身并不坏，相反，正是由于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实，才使人类的发展成为可能。但他们犯了不服从的罪，不服从也就成了原罪。现在，既然父权制已发生了危机，将来不管它垮台与否，人们对于原罪都会进行重新认识。

    除了中产阶级和工人的革命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妇女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有一些奇特的地方，但确实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妇女和儿童一样，曾被当做是丈夫的物品和财产，而现在，虽然她们在男人的世界中还在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但整个情况已经改观。所有的迹象表明。妇女革命将会深入下去，她们将继续规定、明确和挺身捍卫自己的权利。

    从本世纪中期开始，许多人——大部分是青年人——日逐渐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社会是软弱无能的。这个社会自己证明了，它无法阻止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较小规模战争的爆发，它不仅允许而且实际上在促进人类的自我毁灭。人类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巨大的毁灭自己的潜力。这种可怕的无能是任何完美的科学技术也无法掩饰的，而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成了引起父权制社会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

    如果一个社会富足到了能使人登上月球，却无法面对和减少人类湮灭的危险，那么，不论人们是否愿意，这个社会必然是无能的。对于威胁所有生命的环境恶化，这个社会也是无能的。饥谨在等待着印度、非洲和世界上所有的非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