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以生命的名义——给自我画像
子,对我的发展不会有什么帮助,但后来我自己又通过努力做了某些弥补。
首先是我的家庭传统起了积极的、至少是决定性的作用。我出生于一个严格的正统犹太教家庭,双亲的祖上好几代都是犹太法学博士。我在这种古老的传统精神中长大,这种传统远不是现代的,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更多一些中世纪的味道,但是对于我来说,它远比我所生活的二十世纪的传统更加实在。当然,我上德国学校,入德国大学预科,德国的文化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我。
这样,我对世界的认识就不是一个现代人的。学习犹太教法典,阅读《圣经办》,听无数关于我们生活在资产阶级出现以前时代的祖先的故事,使我的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了。也许有一个故事能说明这种情况:我的曾祖父是一个伟大的犹太法典编纂者,但并不是一个拉比。他在巴伐利亚开了一个小店,挣很少的一点钱。一次,一个能多赚些钱的机会来到了,条件是有时必须出去跑跑。他的妻子(他们有很多孩子)对他说:“你是否考虑一下这个机会,一个月只需要在外面跑三天,就能多挣些钱。”他答道:“你认为我应该为了赚这点钱而每月牺牲三天的研究时间吗?”妻子说:“我的上帝!当然不!”事情就这样算了。我的这位曾祖父整日呆在店里研究犹太法典,每当顾客光临,他就抬起头看看他说:“您实在没有别的店可去吗?”对我来说,这样的世界就是真实的,而现代的世界却是古怪的。
舒尔茨:这种情况延续了多久?
弗洛姆:直到现在。还记得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每当有人告诉我他是个做买卖的生意人时,我都会觉得有些窘。我对自己说:“天哪!他居然承认了自己一辈子除了赚钱什么也不干,这一定很可怕!”想想看,“什么也不干”,其实我心里明白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但仍然惊诧不已。我对于生意经和布尔乔亚的文化总是格格不入,所以后来才对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持如此激烈的批评观点。我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所看到的社会和它的种种利益与我头脑中的想象毫无共同之处,别人看来完全正常的东西我却总也无法接受。
舒尔茨:但是你确实经历了与你这种感受截然相反的事物。没有人能说在您的思想和生活中没有现代世界的一席之地,正相反,它的危险,它的希望,都强烈地存在于您的头脑中。
弗洛姆:答案很简单。现代世界吸引我的正是那些能够从中追溯过去的内容。这里有斯宾诺莎,有马克思,有巴霍芬。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神凝思定。在他们那里,我感受到了过去与现代的结合,清楚地看到了现代社会深处的历史根须。有了他们,新旧两个世界不再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我才如此热切地研究一切构成新旧之间联系的内容。
舒尔茨:这种情况发生在您的学生时代还是更早?在您的思想中,这两个世界是什么时候走到一起的?
弗洛姆:正象你刚才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我的一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爆发时我才十四岁,并不真正懂得战争是什么。但是没过多久,我就看透了所有那些为战争所做的辩解。然后,我开始被一个问题缠扰了一生,或者说我自己缠扰了那个问题一生。这怎么可能呢?上百万的人去杀死另一些上百万的人,人们让自己被别人杀死,并且这种境况一直延续了四年!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些明显的、没有道理的目的,为了一些丝毫不值得为其做出牺牲的政治概念。这场战争在政治上如何可能?在心理上如何可能?在当时,这些问题苦苦地拆磨着我。我的家庭背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超过其他一切而决定我的思想和感受的因素。
舒尔茨:是哪些书决定了您的方向,我指的不光是那些使您受到正规训练的书,还包括那些对您的个人生活有影响的书。
弗洛姆:我自己也常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