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格斯朝着那扇面向陆地的窗户望出去，看见松林间一位陌生人正在观看塔楼。车辆只到得了半路，那意味着沿桥墩蜿蜒而来的小径得徒步走上半小时。那个时间走那段路并不容易，艳阳依旧高照，没有一丝微风可吹凉斜坡上石子的热度。好体力，他想。不然便是造访的意愿极高。法格斯身材高挑，瘦骨嶙峋，灰色短发让他看起来有点军人的气质。他拉直双臂伸了伸懒腰，在盛满水的脸盆里洗净双手，走到外头去。两个男人对望了几秒钟，周遭的灌木丛传来一阵阵单调的蝉声。陌生人一边肩上挂着背包，身着白色衬衫、牛仔裤和登山鞋，安静并好奇地望着塔楼和塔内的人，仿佛在确认那是否就是他要找寻的地方。

    “早。”陌生人打招呼。

    他的声音显示不出他来自哪里，画师恼怒起来。他不喜欢访客，斜坡上放置了好几张明显的警告标示，声明那是个私人属地，尽管一只狗也没有，其中一张还是写着“内有恶犬数只”。在那个地方，他总是独来独往，唯一的社交是下山到背阴港：邮局职员，他偶尔光顾的小渔人码头的酒吧服务生，贩卖食物或画具给他的店员，或是处理他从巴塞罗那汇款的银行职员。他彻底切断任何人靠近他的意图，总是以恶劣态度打发那些想越过那条防御线的人，因为他知道单纯礼貌性的回绝并无法让人打消鲁莽的念头。他藏了一把一直没机会从枪套里拿出来的连发猎枪，以便应付情急状况——这字眼包括各种令人不安的可能，尽管都不大可能发生。猎枪擦得光亮并上了油，和两盒霰弹子弹一起放在楼上的木箱里。

    “这是私人属地。”画师说，态度冷漠。

    陌生人听了却无动于衷，在十或十二步距离外继续专注地看着画师。他身材健硕，中等高度，蓄着麦草色长发，戴着眼镜。

    “您就是摄影师？”

    不舒服的感觉更加强烈了。那个人说了摄影师这几个字，而不是画家。这指的是一段过往的人生，那不可能让法格斯觉得愉悦，更别说是出自一位陌生人的口中了。那段人生和这个地点、这个时刻扯不上任何关系，至少表面说来是没关系的。

    “我不认识您。”画师说，语气恼火。

    “您或许不记得我，但是您一定认识我。”

    访客说话的语气非常沉着，同时往前走近了一些，让彼此更容易交谈，法格斯不得不盯着他看。法格斯一生中曾看过许许多多的脸孔，大部分是透过照相机的取景器。有些脸孔他记得，其他的早已忘了。总是瞬间的一眼，快门喀嚓一声，只有偶尔被签字笔从图像目录表上圈出来的底片，才能幸免尘封归档的命运。大部分出现在那些相片里的人，都转化为无数的相似脸孔，背景是一连串不仔细回想便无法厘清前后次序的场景：塞浦路斯、越南、黎巴嫩、柬埔寨、厄立特里亚［1］、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安哥拉、莫桑比克、伊拉克、巴尔干半岛……单独的摄影活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的旅途，广阔的灾难地表上被摧残的景象，彼此错乱混淆的战争，人群和尸首。不计其数的底片，其中他每一百张、每五百张、每一千张才记得一张。而那种恐怖清晰明确又从未歇止，绵延了无数世纪和历史，就像荒凉且无限延伸的两条平行线间的道路。那是概括了所有恐怖的准确图像，或许因为只存在一种恐怖，亘古不变的恐怖。

    “您真的不记得我？”

    陌生人看来有点沮丧，但是身上没有任何法格斯觉得熟悉的地方。欧洲人，画师一边近距离观察，一边作出判断。体魄健壮，淡色眼睛，双手厚实，左边眉毛上有一道垂直的疤痕。外表有点粗野，因为眼镜而增添了几分温和。还有那淡淡的乡音，也许是斯拉夫人，巴尔干半岛人或那附近的人。

    “您拍了我一张照片。”

    “我这一辈子拍了许多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