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笔画出层叠的效果，环绕着两个男人扭在一起厮杀的场景，一个跌在另一个身上，凶残地以匕首刺杀对方，层层青色加了一点胭脂红笔触画出的阴影，冷却了两人强烈前缩法的生动色彩，那抹胭脂红的效果是来自于远处焚城和火山交织而出的光芒。战争画师花了许多时间和心思处理那个细节，那部分有着对戈雅的《棍棒决斗》（Duelo a garrotazos）的模糊联想：两个男人互相厮斗，膝盖以下陷在沙堆中，成为所有内战画作中最残酷的代表作品；相较之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不过是磨炼个人风格的习作。奥薇朵说过，尽管事实上画中那两个人物并没什么大不了，但真正的厉害之处是画面的右手边，你不觉得吗？年迈的戈雅先生，他的现代感强烈到骇人的地步。不管怎样，法格斯自己深知，他画的这个场景，除了戈雅画过以外，还有好几幅作品都有表现，像同样陈列在普拉多美术馆的卡杜乔那幅《弗勒侣斯的胜利》（La victoria de Fleurus），画中描绘一个西班牙士兵同时被死在他剑下的法国士兵执剑刺穿，还有特别是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卡巴聂斯（as）孤儿院天花板上奥罗兹科的壁画：身覆钢甲的征服者覆盖在伤痕累累的阿兹特克战士上方，盔甲的多面体呈现出浓烈的未来主义色彩，钢铁与血肉的融合，犹如预示了一个新种族。几年前，法格斯想都没想过要作画，却在以为自己永远不可能再尝试拿起画笔时，直盯着那幅巨大壁画长达半小时之久。他面朝天花板，在奥薇朵旁边躺在一张长凳上，直到将所有细节烙印在脑海里。“我曾看过这种东西，”他突然开口，声音在壁画拱顶中回荡着，“这种东西我曾拍过好几次，却从来无法拍出一张可以如此精准表达这种氛围的照片。注意看那些脸孔，那些杀了人然后自己也死去的人，他们眼花缭乱地盲目抱着敌人。这就是我们这个迷宫世界的历史。”奥薇朵定神看着壁画，然后将一只手放在他手上，沉默了好一会儿，直到最后她才说：“当我用匕首刺杀你的那天，法格斯，我也要这样拥抱你；当你全副武装地进入我身体或对我施暴时，我会在你身上盔甲的缝隙间寻找你。”而现在，他在塔楼内的墙上为那一切保留了一个空间，将那一切放在回忆与影像的调色盘上调和，战争画师试着重现的，不是奥罗兹科骇人的壁画，而是好久以前在奥薇朵身旁观看那幅画时，那些话语和她双手的触感在他的内心和记忆里烙印下的感觉。他想，表面上看似互不相干的东西，如绘画、言语、记忆和恐惧，彼此之间的关系真是既微妙又怪异。酒醉或驽钝的天上诸神——这解释挺好的——或是残酷的偶然因为突发奇想而随意抛撒在世界上的一切混沌，突然像被一个关键密码精确地归纳厘清，变成一整套的精确比例，而那个密码是一个意料外的影像，一个碰巧被说出来的字眼、一种感觉，一幅他和过世了十年的女人一起观赏过、现在想起来又重新画出的画。现在，他用的是不同于当年观画时的人生历练和视野来阐释并丰富那幅画。

    经过背阴港的旅馆时，法格斯迟疑了片刻并陷入沉思，双手插在口袋里，头转向一边，同一条街的更远处还有一家旅社，他脑中不断回想着最直接的崭新记忆：伊柏•马克维奇。最后他决定走进旅馆。柜台人员亲切地招呼他。“很抱歉，没这个人，没有那位先生的住房记录，至少没人用那个名字，也没人符合那个长相特征。”十分钟后另一家旅社的女负责人也这样说。法格斯走回街上，映照在白墙上的刺眼光线让他眯起眼睛。他戴上太阳镜，回到港口。画师并不想向警察局求助。当地的分局有五个警员和一个局长；他们偶尔在海岸巡逻时，总是开着一部黑白吉普车来到塔楼附近，战争画师会请他们喝杯啤酒。此外，局长的太太在闲暇时间也画画，法格斯就曾在局长办公室里看过她的一幅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