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经过外调，在新疆敌伪档案中发现了这样的记载：马明方等人“素性刁顽，平日在狱中分开小组会议，学唱国际歌，并要求发还马列书籍，无理滋事，已非一次”；“劝其投诚，然结果均仍执迷不悟”，“顽冥异常”。曾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的张治中在1967年8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附的《我的经历事实简述》中，也记述了马明方等在新疆狱中的表现。他说：马明方等同志“在党中央、毛主席教导下，觉悟高，组织好，纪律好，被反动派关在监牢里，始终坚贞不屈”，是“经得起残酷考验的”。当办案人员将这些材料向吴法宪汇报时，吴法宪暴跳起来，说：“搞专案不要被敌人同化了”。“现在要突击审讯，要他口供。有口供就可以定案”。于是，他们对马明方大搞逼供，拳打脚踢，什么“喷气式”、“燕儿飞天”，用尽非人刑罚。但是马明方面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铮铮铁骨，宁折不弯。

    康生等人对马明方等同志在新疆狱中的斗争和出狱经过本来是完全清楚的，但他们指示专案组一面隐匿马明方等同志对敌英勇斗争的证据材料不呈报毛泽东和周恩来，另一方面又录用叛徒徐梦秋和国民党政府特派新疆审判团书记官郑大纶等人按他们的旨意编造的假供，逼迫受审查的同志承认。1968年6月1日下午，康生亲自接见马明方专案组人员，无中生有地把马明方定案为敌性。他说：“新疆这个案子，1943年向敌人自首，1945、 1946年烧毁口供，再向敌人、自首，回延安和张治中合伙欺骗党，篡夺党政军的领导地位，这个案子基本是敌我矛盾”。他还说：“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是首罪分子”，“这些人不仅是集体欺骗，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这是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欺骗党，有计划地搞内奸”。很明显，康生等人把矛头指向代表党营救马明方等同志出狱的周恩来同志。下面引用1973年12月3日马明方在被关押期间写给周恩来的信，来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怎样残害马明方的

    恩来总理：

    我在新疆狱中的问题，1968年就想写信说明，又因我不愿意打扰你，一直等待专案组的处理。现在已至无可奈何，我不得不将几年来审讯的经过，给你作一次报告。最好请你派人来，了解多方面的情形，参加对我的审讯，以便能够依据我在新疆狱中的客观实在情形，把我的问题早日得到处理。……

    我1967年10月到此，先向专案组交待了在新疆狱中填表和对敌斗争经过，先把这两个问题分别说一下，再讲其他。

    我在狱中填的表和专案组的修改

    我在狱中填的是八路军工作人员，专案组得到敌人的一个名册上也承认我是军人。但是，在1967年审讯开始和1968年一二月审讯末期，三番五次硬要改成中共党员。我填的是信仰共产主义，也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但是，硬要去掉信仰共产主义，只留下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过了几天，又将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改成信仰三民主义。这样，将我由信仰共产主义，一变再变，变成共产主义的叛徒，还强加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

    在狱中的对敌斗争和专案组的意见

    我在狱中对敌人进行了必要的坚决的斗争。我参加了绝食斗争；我们对敌人进行了集体抗议。我填了信仰共产主义的表格，敌人荷枪实弹以枪口对准我，我向謦人作了严正的抗议，我在索维仁（第二监狱处处长）等几人审问毒打我的时候，索维仁辱骂八路军，歪曲我党政策，我一句话也没有放过对敌人的驳斥。

    专案组的负责者说：索维仁不够法官的资格，那个时候挨打的不是你一人。我说，够也罢，不够也罢，实际情形就是我给你们写的材料所说的那样。如果我是叛徒，敌人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