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比较和平的审讯

    一日三审了一个时期，我的血压增高，疲累不堪，一位负责者还拿我打趣：你刚来时，不是嫌睡觉的时间多了吗？现在怎么样？我的马大哥，而今安在？有的负责者说我们坐飞机，给别人也坐哩，又不是给你一人坐的。此后一个多月的审讯中，也发生过动手动脚的事，如卡脖子，拿起棍子说：“老子揍死你”，也有的说：“枪毙的条件也够了”。但比之前20天，算是比较和平的审讯了。

    马明方在写给周恩来总理的另外几封信中，还写了1969年、1970年、1971年、1972年的审讯经过。信中说：

    1970年初，情形变到最高点，一天傍晚，把我叫去，负责者正等着，他说：“你的问题非常严重，按照你的问题只有枪杀。你在报告（系指给中央的报告——写信人注）上说几句话，我们好转弯，就说你的态度还好，这样就可以免于枪杀——对你也有好处嘛！”我说：“要说你们说去，我没有说的。”但我心里一直不安。

    1970年4月间，有几位负责者审讯我时，还是要我把问题承认下来，我当时非常着急，我说，要我承认什么呢？我说了几百次我没有做叛党的坏事，你们硬说我做了，这样什么时候能说清呢？现在还是凭证据论处吧！一位负责者说：“你太天真了！”……这时上次审讯我的负责者又突然地说：“你不承认，你以为让你在那里睡觉呀？！睡不成！”

    今年（1972年）6月1日审讯一开始，老审说，这里条件还不错，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写上来。我说，实事求是，我就一点也写不出来。

    1972年11月9日审讯时，我说，我从1967年到此，连头连尾六年了，应该对我的问题很清楚了。……我说集中一点时间，把我的问题搞个结束。回答说：不行，我们没有时间，顾不上。我说：请释放我。回答说：不行，我们办不了，没有那个权力。我说：请中央派人来参加对我的审讯。回答说：不行，我们都是中央派来的。我说：请允许我给中央写信。回答说：那可以，信要交我们。我说：那不行，信是给中央写的，不是给你们写的。这次审讯的情形就是这样。

    上面引用的信，是马明方1972年在被关押期间，背着专案人员和看守人员，在烟盒纸上、报纸边头秘密写出来的。1973年3月15日，马明方的女儿马锐去首都工农兵医院（同仁医院改名）看望父亲时，马明方悄悄从裤腰里抽出这些材料交给女儿，并嘱咐：一定要孙维世同志转交到总理手里。不料孙维世同志已遭江青惨害，离开人世，所以这些材料未能送到周恩来手里。

    从上面的信中，可以看出马明方被迫害的情况和他同迫害者做斗争的情况。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施尽种种毒计，用尽种种刑罚，并没有使他屈服。

    含冤去世

    马明方被打成“叛徒”、“特务”，秘密关押之后，马明方全家遭到了灭顶之灾。他的妻子马淑良被下放到辽宁盘锦“五七”干校劳动审查，他最喜爱的小女儿马小芳被逼疯了，经常袒露胸膛跑到街上大喊大叫“爸爸回来，爸爸是好人”。他的儿子、女儿、女婿被流放到农村，备受凌辱。在马明方身边工作过的工作人员也受到审查和歧视。他的大女儿马锐冒着危险，经过再三要求，“马明方专案组”终于答应她可以在1973年2月2 13去探望马明方。这一天是旧历大年三十。马锐清晨起来，冒着鹅毛大雪，来到北京西郊指定的地点，一直等到10点钟，才来了一辆吉普车，把马明方拉来。马明方下车后，马锐竟然认不出了。马明方身体弯曲，头上戴一顶旧毡帽，穿一身破旧黄色棉衣，上面露出许多棉花，上衣特别小，扣子没扣全，肋骨都露出来。脚上穿一双黄色胶鞋，没有鞋带。脸色发灰，胡子很长，两眼呆涩，两腿弯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