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叛变时，传出“有臭鱼，注意”，并组织大家同“臭鱼”作斗争，将“臭鱼”挤走。敌人曾提出要狱中同志填写“志愿回家，不跟共产党走”的表格作为释放条件时，明方同志当着敌人，挥笔疾书：“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敌人审讯他时，诬蔑八路军“破坏抗战，挑动内战”。他痛斥敌人：“八路军在前线坚持抗战，你们却在这里残害八路军，究竟是谁破坏抗战？谁是土匪？”当即遭到敌人的毒打，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对敌人的痛斥和揭露。1944年、1945年狱中全体同志进行了两次绝食斗争，每次都坚持七天七夜。敌人强行给他灌食，他咬紧牙关，将饭碗打掉；敌人边打边问：“你吃不吃？”他坚定地答道：“不吃！就是不吃！”敌人要给他灌辣椒水，他翻滚身子，使敌人无法灌进。大家团结一致，终于迫使敌人答应了他们提出的大部分条件。

    1945年“双十协定”公布后，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多次交涉和斗争，1946年6月，敌人被迫将新疆监狱的全体同志释放回延安。当时朱总司令、林伯渠等同志亲自到七里铺迎接，毛主席设宴举杯祝贺出狱同志胜利归来。《解放日报》发表了欢迎他们胜利归来的文章，其中有“活着的坚贞不屈，死了的视死如归”的评语。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林彪、“四人帮”一伙硬要把马明方等同志打成“叛徒”，更加暴露了他们打击诬陷革命老干部的丑恶嘴脸。

    马明方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陕北土地革命时期，尽管那时陕北和中央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南方的游击战争对陕北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那时都知道，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同志是南方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也看过一些论游击战争的小册子和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件。陕北革命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的结果。王明路线传到陕北时，明方同志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他反对侵犯中农利益，反对制造红、白区对立等过“左”政策；他反对批判所谓“富农路线”、“梢林主义”，反对肃反扩大化，反对逮捕刘志丹等同志。在王明路线危害革命的紧要时刻，毛主席来到陕北，挽救了陕北的党、陕北的革命。因此，他对毛主席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解放以后，他在担任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局第三书记期间，从土地改革到三大改造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50年，他经过调查研究，亲自写了《两种立场、两种方法、两种结果》的文章，批判了那种在土改中不深入发动群众的错误倾向，对于关中、陕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在中央财贸部和东北局工作期问，同样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经常反复强调财贸工作必须从发展生产出发，支援生产，促进生产，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他极力提倡加强经济核算，发扬“一厘钱”精神；反复宣传政治必须为经济服务，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去做，政治工作上柜台。反对把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这些正确的指导思想，在财贸队伍中的影响是很深的。他在“四清”运动中，坚持毛主席关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个基本估计，反对把农村干部说得漆黑一团。他在营口县官屯公社给宋任穷同志一封信上写道：“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占干部的绝大多数”，他们“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受到群众的敬爱”。并提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干部的意见。宋任穷同志当即批转各地执行。林彪、“四人帮”一伙攻击诬蔑马明方同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马明方同志是一个忠诚老实、光明磊落、作风正派的人。他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对同志总是赤诚相待，推心置腹；对犯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