缉之下，不怕苦，不怕死，深入各地群众之中，坚持革命斗争。他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1933年底，北方代表派郭洪涛、李铁轮两同志到陕北特委工作。他们于1934年1月间在佳县南抓村召开了一次党团联席会议，会上除传达了北方代表对陕北特委的指示，强调了组织工作和兵运工作的重要性外，特别着重批评和指责了陕北特委犯了所谓“富农路线”，对开展陕北游击战争消极怠工的错误。当时，出席会议的特委委员，坚决不同意这位同志对陕北特委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错误批评，马明方更是据理力争。由于明方同志坚持了正确的立场，事后特委们分工时，马明方同志原任的组织部长调任为宣传部长，而组织部长却由这位同志自己担任。这是一次严重的斗争，是坚决贯彻王明“左”倾路线与坚决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明方同志无疑是党的正确路线的维护者，是坚决反对错误路线的勇士。

    明方同志的党性是很强的，从不患得患失，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他对有的同志下车伊始的错误批评，本来很有意见，但决不犯自由主义。在分工问题上也是这样，大家认为这不合理，深表不平，而明方同志还是服从组织的调任，仍能坚持积极的工作。又如，1933年特委扩大会议选举期间，代表们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正准备选举马明方任特委书记时，崔逢运同志忽然提出：北方代表指示，特委书记一定要由工人同志担任。明方同志当即表示，支持崔逢运这一积极动议。尽管陕北当时没有产业工人，但手工业工人和雇工还是有的。经过反复酝酿，一致认为崔田夫出身雇工，党龄也长，革命坚决，斗争性强，所不足的是文化水平低，不过大家认为这是可以帮助的。田夫同志当选为特委书记后，身为组织部长的马明方，实际上仍承担着很多重要工作。即使这样，明方同志还是十分尊重崔田夫的。他亲切地称田夫同志为掌柜的，从未表示过不满的情绪和意见。

    明方同志对人非常赤诚，宽宏大量。同志有了缺点或错误，他总是善意地、耐心地提出批评、帮助，不发脾气，不动辄训斥；惟对那些违法乱纪，伤害群众利益的同志却是极为严厉的。记得1933年秋，神府游击队没收了土豪两头毛驴，作为特委的活动经费，结果一位姓曹的同志把毛驴赶到山西变卖后，挥霍了一部分。明方同志知道后，找来这位同志当面严肃地批评了他一顿，并且给了他纪律处分。

    马明方同志善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也勇于作自我批评。1934年，也是个秋季，我由佳吴地区回到特委常驻的清涧县寺嫣村。有一天，我和当地很多群众在一起拉话。有的老乡问我：你们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收了，我们欢迎，但大家这么一窝蜂地收，将来打下的粮食该怎么分配呢？这样不行。有的勤劳，有的懒惰，不公平，况且地也种不好，你们总得想出个办法啊？我明白了老乡们的意思，就是要求分配土地。

    我将群众这种呼声和意见向明方同志汇报之后，明方同志当即找来特委各位委员进行了商量，决定就在寺墕村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土地分配问题的会议。当时，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特委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仍然执行的是一套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好田除留给红军为公田外，全分给雇农和贫农的错误政策。尽管如此，但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明方同志是十分重视听取群众的反映和意见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是值得在此提及的。1951年，西北军区分配陕西军区为志愿军代买一批骡马。由于他们向上级多报了价钱，结果“三反”、“五反”时被查了出来。在事实未搞清楚、矛盾性质未定之前，《陕西日报》既未讨论，也未通过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马明方审核同意，仅由担任主管的领导批准，就擅自作了报道。报纸登出之后，明方同志深感不当，除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