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革命的先驱，也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1925年入党，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省苏维揍政府主席。对我来说他是一位亲密的长者和师友。

    1935年，我在秀延县（原安定、清涧、延川和绥德、米脂各一部），担任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想不到我在这里的工作、学习、人地刚熟悉时，省府调我做主席团的巡视员。这就使我十分不安，一是留恋这个地区和熟悉的班子，二是顾虑到省后工作和人事不熟悉，怕大机关工作搞不好。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初到省府工作时，给我的感觉是，马明方很严肃，一双大眼睛瞅人很害怕，在一起工作一段时间后，觉得明方同志很和蔼，冷静，说话慢条斯理，文质彬彬，又觉得他可亲，可敬。在一次谈话中，我问他：省主席团为什么不调一些有经验的年龄大一些的人，而多用一些小字辈的，如小白（白栋材22岁）、小王（王德明21岁）、小强（我才18岁）。他不假思索地说：小字辈年龄小，更应该培养锻炼嘛！他们是革命的后备军。我说像我这样的年龄，又没有经验，有什么好。他说你不是在县上工作了一年吗？又说：记得在兰家山前村主持乡苏维埃代表会的，很合路数，不就是你吗？哦，明白了，兰家山前村那位路过休息的李明方原来就是马明方，他不但了解下情，同时还了解干部情况哩！

    在谈话的几天后，省委布置扩大红军工作，向省府要两名担任县突击队长的干部。明方指定土地部长王海山和我两人去接受任务，结果我被分配到老子长县（安定和安塞交界）。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时，省府又调我回去参加征购粮突击队，结果将该县的扩红任务放下了，还引起省委和政府的一场争论。

    马明方同志在工作中对己对同志都要求很严格，但在工作之余又很平易近人。就当时他的职务讲，他没有官架子，人们都爱戴他，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马”或“明方”。我们巡视员执行任务回来总要向他汇报，听他的指示，久而久之也不拘束了，常常是汇报完工作就同他在窑洞的炕上休息。入睡前，他有时和我们谈一些革命道理，有时还询问同志们的家乡和家庭情况，从中给我们传授了怎样划分阶级，如何处理问题，如何看人长短等一些知识。我们这些青年干部在老马的领导和帮助下，在各个方面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有了一定的思想水平。

    我们像过去习惯称志丹、子长为“老刘”、“老谢”一样，称马明方为“老马”。当时曾有人批评我们“游击习气”，要改称“马主席”。可是我总也改不过来，明方同志知道后说：“游击就游击，怎么叫由你们。”老马同志更受大家尊敬了。

    1935年秋，安定县苏维埃主席井宪章同志学习去了，要我去接替他的工作。明方怕我信心不足，对我说：“你有秀延一年的工作经验，完全可以搞好安定县的工作，记住你要和县委搞好关系。跟干部搞好团结，别的就好办了。”有了明方同志的鼓励和支持，我就去了。县里当时正是李合邦同志主持县委的工作，我到后在约半年的时间里，这个县竟然成了党政关系最好，工作最协调，大家最满意的县了。

    1935年冬，延川县召开苏维埃政府代表大会，要省政府派代表参加并讲话，马明方考虑原在延川工作过的同志，当地有些意见。不宜去参加，于是指定由我去参加。我觉得自己身分太小，还是另选人去参加。他说：“不管这些，年长的不一定就合适，你去很合适。”我说：“服从命令！”就去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明方同志对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使用，是很大胆放手的。

    1936年，中央要陕北省政府派一位干部担任神府地区的副主席，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我说：“我还不是党员。”明方对我说：“早把你当党员了，今天省委介绍你由团转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