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和积极帮助解决的。他曾经对我们家的几件事的关心和帮助，使我终生难忘。

    1946年，马明方同志从新疆回来不久到西北局工作后，非常关心曾在苏联养病并和他一起学习，一起从苏联回到新疆，一起被捕入狱，一起集体回到延安的战友、难友李握如同志的生活，想帮助他成个家。为此，他积极找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同志牵线搭桥（这时李握如已调到保安处），又找与我熟悉的路志亮同志帮助，促成了我和李握如于同年秋的结合。

    我们结婚后，我于1947年底在义合生了孩子，由于住在老百姓家，各方面的条件差，又加天气很冷，村子里正流行天花传染病，孩子生下半个月就得了天花肺炎病，西北局的领导得知后很关心。习仲勋同志说，张子芳已有一个孩子在南方丢失了至今无音信，在可能的情况下，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孩子救活。马明方同志随即亲自打电话给保安处周兴同志，要他们派个医生到边区妇联抢救孩子，同时他给边区卫生署长打电话，要他们能给一些特效药救治孩子。但终因孩子小，病情发展快，抢救无效而夭折。这在我的思想感情上无疑是个打击，但我对组织上，特别是马明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永铭在心。

    李握如自1946年从新疆回来至1958年底先后在陕甘宁边区、西北军区和北京都是做公安保卫工作，1958年底调云南省任省法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文革”后于1978年底调北京任公安部顾问，1995年病逝。在我们将近50年的共同生活中，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每当我们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对马明方同志非常感激。

    1937年冬，我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工作时与任边区党委统战部部长的王涛同志结了婚，年底中央决定王涛去湖南任湘南特委书记，第二年，为了照顾我们两地分居的困难，组织上决定调我去湘南特委工作。1939年底，中央来电报通知各地的七大代表到延安集中（王涛是湖南的七大代表），随即省委决定我同王涛一起回延安。我们于1940年夏到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因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发给通行证，致使我们在桂林停留了半年之久。在此期间，我生了孩子。皖南事变前夕，中央电报通知任命王涛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兼闽西特委书记。我们于1941年初带着半岁的孩子去闽西特委工作，王涛同志于1941年9月在敌人围剿特委机关时壮烈牺牲，不久组织决定调我去南委机关工作。

    1941年底，我带着寄养在闽西龙岩县郊区农民家中不到两岁的儿子去了南委机关。不到半年的时间，发生了南委机关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严重破坏事件，因敌人来势迅猛，撤退时为了机关的安全，又不能带孩子，只得将孩子临时托给房东老大娘。我们离开不久，敌人便进了村子，疯狂搜捕和吊打群众，从此我再没有得到有关孩子的消息。1943年，我回延安后，一直在牵挂着这个孩子的命运。

    1949年，我同马明方一起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期间，遇见了广东的代表（敌人破坏南委时，南委机关设在广东省大埔县的一个村镇），托他们帮我打听一下孩子的下落。同时，还托他们给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同志（他是原南委书记）带了一封帮我寻找孩子下落的信。在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就接到方方同志的回信说孩子不但活着还长得很好，只是收养孩子的老大娘说，一定要亲人自己去接。得到这一消息后，我高兴极了，立即给西北局的领导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当即表示积极支持我把孩子接回来。但因当时我工作抽不出身来去接孩子，就派了妇联总务科长高风山同志以舅舅的名义去接孩子，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因交通不便、小孩认生等原因）于1950年夏，终于把丢失时不到两岁、经过八年的离散已十岁的儿子接回到我的身边，圆了我梦寐以求寻找儿子的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