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机会成为明方同志的下属

    1960年春，那时我在商业部工作，临时被抽调到“全国财贸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大会”任秘书处长，主要是起草大会文件。这次大会是中共中央财贸部主办的，大会主要文件是两个，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报告，一个是中央财贸部部长马明方同志的报告。秘书处的临时办公室设在全国总工会，财贸口各部均有人参加。经过两个月的反复修改，两个文件的稿子向财贸部秘书长黄植汇报征求意见，他转达了明方同志的一些指示，最后修改定稿。不久大会开完，我们也就各自回本单位了。

    几个月后，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中共中央财贸部撤销，明方同志调任东北局第三书记（宋任穷为第一书记，欧阳钦为第二书记）。财贸部的干部分到东北局、西北局等单位，也向财贸口各部抽调了少数人，其中商业部几个人中就有我。我很不愿去东北，先后找了人事局吴局长、吴雪之副部长、姚依林副部长（他兼任财贸部副部长）。吴局长说，我们向财贸部反映了，是否把你留下，换另外任何一位处长都可以，财贸部的同志回答说，他们不要别的处长，只要我。姚依林副部长劝我说，马部长去东北，向我们要个人，不给不好。我想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只好带着极为勉强的心情服从分配，于1960年转到了东北局财委当巡视员。明方同志分工主管财委，我就成了他的间接下属。

    1961年陪同明方同志到北京要商品

    1961年是暂时困难时期最严重的阶段，东北三省的商品极为匮乏。我们财委根据书记们的意图算了很多账，写成了一个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主要意思是，东北是重工业基地，调入关内的钢材、木材、煤炭等生产资料多，本地的轻工业比较差，请求中央给予支持，还开列了糖、烟、酒、日用工业品一些商品的数量。这份材料是我主稿的，加上我同商业部主管局比较熟悉，由明方同志带领的汇报组，就把我拉成了成员。

    在北京的几天，我们一同住在北京饭店，常在一起，我直接接触明方同志的机会比较多。他沉着文静，对工作深思熟虑，言词较少，说话也是轻言细语，陕北口音比较重。他平易近人，没有高级干部的架子，我们可以同他讲任何意见，不感到拘束。言谈中，他对人民挨饿受苦，缺这少那，忧心忡忡，倍加关切。他尽力熟悉一些我们计算的经济数据和提供的材料，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东北的困难，提出迫切的要求。他的这番努力和为民请命的真诚，为以后东北三省争取商品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随同明方同志工作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一主要是分析暂时困难时期的形势和提出相应的对策，发扬民主，号召大家讲真话。毛主席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中央召开这样大规模的、这种方式的大会，是用心良苦的，起到了统一思想、认清形势的重要作用。我作为东北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协助明方同志办些事情。记得这段时间，明方同志压抑的心情稍有缓解，对全党团结一心克服暂时困难增强了信心，也提出了一些办法。他为了表达此时的心情，还写过一首诗，发表在《辽宁日报》上。记得诗中有春风转暖之意，表达他对暂时困难正在克服的信心。为了让东北局财委的同志尽快了解大会精神，他让我提早一两天回沈阳。那时不像现在有复印条件，我又担心回去说不准确，只好把由少奇同志作的主题报告（草稿）日夜加班抄了一份，这虽然有悖当时极为严格的保密制度，为了工作我只好这样办。这事我事前事后都未曾报告明方同志，免得他为这操心。我回到沈阳后，向财委主任白潜等同志汇报了大会情况，并把抄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