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影响，在商业流通和工、业生产中出现一些束手束脚、不够正常的情况，明方同志发现后，及时提出要把这个情况迅速改变过来。在1952年6月召开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提出：从夏收到秋收的四个月内，以搞好生产工作、搞好经济工作、搞好城乡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为全省的中心工作，必须认真做好，以改变“五反”后出现的不正常情况。并明确指出：“生产工作包括农业生产以及工业生产，经济工作包括订货、贷款、税收、收购土产、资金投放、供给群众的需要品等等。”“已经进行过‘五反’的城市，主要的要搞好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和商业经营工作（加工、订货、贷放等），并加强工人、店员的教育，同时作好工商联及资方的工作。工人监督资方问题，可先重点的试办一两个小工厂，取得经验以后，经地委研究讨论，省委批准，然后再行推广，绝不应普遍展开。否则，势必要发生问题，即就是现在不出毛病，将来一定会有毛病出现的。”关于“五反”中对不法工商业者的补、退、罚问题，明方同志意见要视具体情况去处置：“凡是有用的与国计民生有利的，不应因‘五反’补、退、罚而垮台，让其继续经营；利少的或将来无利的，应尽量不垮、少垮、迟垮”。

    可见，明方同志在安排部署工作和贯彻落实政策中，总是要求从陕西的实际情况出发，处处考虑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国计民生。在他的这种求实精神和优良作风的指导下，陕西的城乡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据统计，1952年同1949年相比，社会总产值增长54.4％，工业总产值增长73％，农业总产值增长2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47.3％。

    <er h3">（四）

    我们能同马明方同志接触的机会，只有短短两年。但他那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虚怀若谷、能听取不同意见的民主风范，对我们教育很深。前边已经提到，明方同志经常召集研究室的同志分析研究土改、查田定产、工矿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以及研究修改文稿等。在会上他总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什么想法、看法就讲什么。开始不习惯，觉得在省委书记面前应该谨言慎行，不敢言尽其意。后来在明方同志的教育引导下，特别是他真诚的谦虚态度，对有不同的看法不仅不批评而且给以鼓励，逐渐大家就敢于畅所欲言了，敢于相互争论，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在这种情况下，明方同志总是笑笑的插插话或点点头。有时还说：研究问题就要敢于争论，智者千虑总有一失，愚者千虑总有一得，对事物的认识各有自己的角度，必然有不同的看法，争论问题必然互有启发，互有提高，感情也就愈接近愈融洽，在研究人员中要倡导这种精神。在明方同志的言传身教之下，研究室同志的思想比较活跃，民主气氛浓郁，同志之间的思想情感十分融洽。

    再讲一件事。1951年冬至1952年春，陕南进行土改，安康地委发来一封请示电报。当时研究室秘书组负责室里的文电处理，瑞生和农村组商量后草拟了一个复电稿，还没来得及清抄，明方同志的秘书就打来电话，催问这一电报办理情况，要求把复电稿立即送马书记审阅。瑞生急忙请一位同志清抄后，没来得及细看就送到明方同志办公室。孰料复电稿上的“你们的来电收悉”，却抄成“我们的来电收悉”。明方同志很严肃地问：“我们是谁？”并将稿子上的错处指给瑞生看。瑞生承认自己粗心大意没有详细校对。明方同志再没说什么，埋头看电稿，瑞生站在他旁边，他修改好复电稿后，严肃而恳切地对瑞生说：以后办事情一定要细心，这虽是一之错，如果我和你一样粗枝大叶，将这份电报签发出去，会给地委什么印象？必然影响省委的形象，岂不是个大笑话！还说：年轻人遇事容易着急，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