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咱们一起吃。”我和马明方同志一起吃着饭，吃饭过程中，他还给我讲了许多爱护武器的道理。他从井冈山讲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长征又讲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再告诉我，过去，共产党没有枪，只得用大刀、长矛和红缨枪，有时，还得别个吓敌人的假枪——笤帚疙塔。现在的枪是同志们拿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虽然多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用。一定要注意爱护每一粒子弹啊！明方同志的这一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每一次记起这些话，总是自我告诫说，要警惕，一定要爱护每一粒子弹。

    <er h3">（二）

    马明方同志不但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平生难忘的一位亲人。他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作为警卫员，本来应该是我处处在生活上照顾他，可是有些时候，倒是他对我的照顾更多些。

    有一件事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大概是1948年吧，我跟随马明方同志离开延安，途经清涧、绥德，到山西省的兴县一带开展工作。一路上，他起早贪黑地奔波，夜以继日地搞调查研究，经常是熬到夜很深时才休息。但是，这样忙碌，这样辛苦，他不顾自己，而是一再嘱咐我要休息好。在兴县蔡家崖的一个夜晚，明方同志因为要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报告，整整一个通宵没合眼。开始，我等着他工作完毕，还能支持。后来困劲上来了，眼皮打架，不知在什么时候，我居然睡着了。待到我醒来一看，天早已大亮，可明方同志还是坐在桌子前写材料。这时候，正好贺龙同志（当时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起床后散罢步已经回来了，看到明方同志还在工作，桌上的灯也忘记吹掉，便关心地问他：“你一夜都没睡觉吧？”明方同志诚恳地说：“时间紧呀，我把会议材料草草整理了一下。”两位领导谈话时我还在被窝里躺着。这时，我再也躺不住了，便一骨碌爬起床，掀开了身上盖的马明方同志的被子，揉了揉惺松的眼睛。贺龙同志注意到我的这些动作，便开玩笑地说：“好啊，老马给小马（我姓惠，他故意这样称）当了一夜警卫员了！”贺龙同志风趣的语言，逗得我只是个笑，盯着马明方同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只有我才最清楚，像这样的夜晚（明方同志工作，我安然睡觉）是很多的。马明方同志常常反过来当了我的“警卫员”。

    1949年我跟马明方同志在山西临汾工委工作时，曾受过一次轻伤。那是被敌人的飞机炸伤的。当时，明方同志发现了我耳后流血，便用一块粗白布手帕给我揩去了血迹。他关心地问我：“痛吗？”我觉得没什么，便回答他：“不痛，擦破了一点皮。”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我总是感到头疼，有时疼得简直难忍。明方同志对我的伤痛比我自己还焦急。北京解放后，他立即亲自送我到协和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医院）去检查。经过检查，医生说我耳后有一块小小的弹皮留在皮肤里，需要动手术取出来。我当时不同意动手术，担心动了手术没人照顾马明方同志。但是明方同志却坚持要给我动手术。手术是在一个星期五作的，手术前进行了全身麻醉，所以经过的情形怎样我一点都不知道。清醒过来后，睁开眼睛一看，我已睡在病房里。而马明方同志就坐在我的身边。他一只手里端着小白碗，一只手里拿了把勺子，正在静静地注视着我。看到我清醒了，他赶紧把碗和勺子凑到我的唇边来，一边还轻轻地说：“喝一点葡萄糖水吧，马上就好了，不用怕！”望着马明方同志那亲切慈祥的脸，我不由地流出了眼泪。

    明方同志不仅生活上关怀我，我有时因不小心在工作中出了差错，他也不是严加指责，而是主动承担责任。这样，我倒反而感到很惭愧，下定了改正错误的决心。记得有一次（大概还是我们从临汾回到延安的那一回吧），我们到了韩城县委（是新解放区），和护送的几个警卫同志到饭馆里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