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霹雳，双重灾难降临到我们一家人的头上。那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这场灾难对我们一家来说，更是毁灭性的大劫难。

    1967年“文革”开始不久，明方即被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诬蔑为“大叛徒”。最先被辽宁和东北局机关的“造反派”抓起来挂牌游街批斗，后又送到北京被逮捕入狱。曾在敌人牢狱中英勇不屈的革命者，却背着“出卖革命同志”的莫须有罪名，苦度比当年更漫长——八年之久的铁窗生活。

    明方1967年入狱，直到1973年我们家属才被允许去探视。1973年4月13日我第一次去探望他时，看到他衣衫褴褛，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就像变了一个人。当年在延安欢迎他们从国民党监狱光荣归来的热烈场景还历历在目。我简直不敢相信，转眼间他就成为“大叛徒”，过着囚徒的生活。他对我说：“我绝对不是他们诬蔑的那样的人，我不会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如果那样，我就不会回延安，我就没脸见人，没脸见毛主席，我就会一步一磕头到延安去向毛主席请罪”。“你们相信我，也要相信党，最终会弄清我的问题的”。他是那样痛苦，又是那样坚定和充满信心，使我也增加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同年10月16日我接到通知说明方病变，立即扔下小芳从辽宁农村赶到北京。那时我见他被折磨得精神恍惚，一身伤病，常常在吃饭、抽烟时觉得有人对他说：“大叛徒还在吃面包！大叛徒还在抽烟！”于是他就气愤地立即不吃、不抽了。

    明方在多年关押受审期间，也还是不断翻阅毛选，翻阅得书皮都磨损了。他在狱中给周总理写的长信，由于严密的监视，竞不能送达。长期的凌辱和残酷的迫害，终使明方于1974年8月13日在囚禁中含冤逝世，时年69岁。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以血肉之躯抗住了敌人的钢镣铁槛，而当他满怀热情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家园之时，竟无端被夺去了生命。

    “文化大革命”初，我家被抄劫五六次，书籍衣物被抄光，逼迫我和女儿小芳先是离开家过着躲避、流浪的生活，后被扫地出门，带着户口和粮食关系到农村——辽宁省盘锦地区胡家农场红旗大队插队落户，劳动改造七八年之久，被迫自筹资金自己动手盖了两间房栖身。

    在我先后两次到京探视明方期问，为了不让他增加思想负担，养好迫害之病残，我从未告知他小芳被迫害的可怜情况和病情严重的程度。总是说些安慰的话，让他放心，小芳的一切苦痛都由我一个人承受着。其实明方哪里知道，他的爱女小芳在他被关押受审期间遭受的凌辱、欺侮和迫害是何等的凄惨和可怜啊！

    1968年初，我被勒令去盘锦“五七”干校劳动和接受审查，小芳独自留在沈阳。这时，“造反派”命令东北局机关的所谓“黑帮子女”集中住宿，逼迫那些刚十来岁出头的孩子和父母亲“划清界限”，“揭发检举”父母亲的“罪行”，按“造反派”的说法辱骂自己的父母，谁要不从，便挨批判。可怜这些孩子们，个个恐惧紧张到了极点。刚从疾病中康复的小芳，难以承受这种压力，更难以接受对她最信赖、最亲爱的父亲的诬蔑。可怜年幼而又单纯的她才15岁竞在“造反派”面前说出了真心话：“我爸爸是好人，你们把我爸爸害了……”。顿时，男女“造反派”暴跳如雷，手持棍棒铁镐等凶器，一拥而上，向小芳打来。并对小芳厉声吼道：“你是现行反革命，你爸爸是大叛徒，你爸爸一辈子也翻不了案啦……”。一群成年暴徒向一个清白无辜、天真无邪的女孩施展威风，使小芳精神崩溃，失掉知觉，裸躺在水泥地上，不知吃喝，不会说话。为推卸责任，“造反派”把我从干校叫回，还诬小芳“装疯”，是“现行反革命”。在我的苦苦哀求下，才准许将小芳送到医院看病，但因是“大叛徒”的女儿，竟不收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