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牢门终于在一阵可怕的生锈门轴的吱呀声中打开了，我们看见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先生走进来，他慈祥开朗的面孔顿时使我们产生了希望。

    “喂，起来吧，坏蛋！”狱卒说，“好好回答治安法官的问题。”

    “好，好，”治安法官示意狱卒，他要单独问我们，“我要先问问这一个，”他用手指了指我，“把另一个带走，看住他，我马上也要问他的。”

    我想在这种情形下，我应该提醒马西亚该怎样回答。

    “治安法官先生，”我说，“他象我一样，会向您讲述真情，全部的真情。”

    “那很好，很好。”法官迅速截住我的话，似乎不想让我再说下去。

    马西亚出去了，飞快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在对我说．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有人指控你们偷了一头奶牛。”治安法官对我说，他的两道目光盯着我。

    我回答他，我们是在于塞尔集市上买的奶牛，并且说出了兽医的名字。他在这笔买卖中为我们出过主意。

    “这需要核实。”

    “我希望这样，一核实就证明我们是无辜的了。”

    “你们为什么要买一头奶牛呢？”

    “我们要把奶牛带往夏凡侬，奉赠给奶我的养母，报答她的养育之恩，也作为我爱她的一种表示。”

    “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巴伯兰妈妈。”

    “是不是前几年在巴黎受伤致残的泥瓦匠的妻子？”

    “是的，治安法官先生。”

    “这也要进行核实。”

    对于这句话，我没有象说到于塞尔兽医时那样爽快地请他去查问。

    看到我窘迫的样子，治安法官步步紧逼地向我追问起来。我解释说，我们打算要巴伯兰妈妈获得一次“意外的高兴”，如果他去巴伯兰妈妈那儿打听，那么我们的这一番心思就会落空。

    在窘迫之中，我又感到一种强烈的满足。既然法官先生认识巴伯兰妈妈，还要从她那里知道我叙述的真假，这就证明巴伯兰妈妈一直活着。

    我马上又为另外一件事感到高兴，从法官向我提的问题中得知，巴伯兰前一阵又到巴黎去了。

    这使我异常高兴，以致找了许多有说服力的词句，好让法官相信，兽医的证词足以证明我们的奶牛不是偷来的。

    “你们从哪里弄到足够的钱来买这头奶牛？”

    这正好是马西亚预料的那个可怕的问题。

    “我们挣来的。”

    “在哪儿挣的？怎么个挣法？”

    我给他解释，我们是怎样从巴黎到瓦尔斯，又怎样从瓦尔斯到蒙多尔，一路上怎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挣钱，又怎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积攒这一笔钱。

    “你们到瓦尔斯去干什么？”

    这个问题使我不得不从头说起。老法官听说我曾被活活埋在特鲁耶尔矿井里的时候，他打断了我的话，用一种温和得近似友好的声音问我：

    “你们两人中谁是雷米？”

    “是我，治安法官先生。”

    “谁能证明？宪兵对我说，你并没有身份证。”

    “是没有身份证，法官先生。”

    “那么你讲讲瓦尔斯矿井灾难的经过吧。我从报纸上读到过有关报导，如果你不是真正的雷米，你是骗不了我的，当心点。”

    法官先生用“你”称呼我，给了我勇气，我看得很清楚，他对我们没有恶意。

    我的故事讲完后，法官用温柔同情的目光长时间看着我。我以为他会马上给我们自由的，但他并没有任何表示，一句话也没对我说，让我一个人留在那里。他大概要去问马西亚，看我们两人说的是否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