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动作使博勃站了起来，他向前移动了几步。

    “您为什么要抓这个孩子？”他问。

    “您是他的哥哥吗？”

    “不，是他的朋友。”

    “昨天夜里，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用梯子从一扇窗户钻进了圣乔治教堂，他们随身带了这条狗，让它在万一有人来的时候好给他们报信；事情也正是这样发生了，它给他们报了信。他们慌慌张张跳窗逃跑的时候，来不及把这条报信狗带着一起走。我们是在教堂里发现它的。我想，用这条狗肯定可以找到小偷；可不就透着了一个。现在那个父亲在哪儿？”

    我不知道这是问博勃还是问我，我没有回答，我已经懵了。

    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发生的事情了，至少我已经猜着了。并不是为了看守什么车辆，而是因为卡比听觉灵敏，可以在他们行窃时候给他们放哨，所以才要我把它留给他们的。还有，他们也不光是为了好玩，才去大橡树客店过夜的，他们是想让车子连夜就出城；毫无疑问，这都是他们早已策划好的。要说车子没有在这家客店停留，那是因为行窃已被发觉，必须尽快逃走。

    但我应该想到的，不是那些作案的人，而是我自己。看来他们是谁并没有关系，因为我无需指控他们，也能为自己辩护。我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只要讲清我这段时间干了些什么就行了。

    我的头脑正在这样那样作出一些推理的时候，马西亚听到了警察的说话声。或者是听到了围着警察看热闹的人的吵闹声，他走出车子，一瘸一拐地跑到我跟前。

    “请您跟他解释，我不是罪犯，”我对博勃说，“我和您一起待到凌晨一点，然后我就去大橡树客店，在那里我和老板说过话，又马上回到了这里。”

    博勃把我的话翻译给警察听，正相反，警察并没有象我所希望的那样显出相信的样子。

    “贼是在一点一刻的时候钻进教堂的。”他说，“这孩子是一点或一点缺几分的时候从这儿出发的，这是方才他自己说的。那他就有可能在一点一刻的时候和那些偷窃的人一起在教堂里。”

    “从这里到城里需要比一刻钟更多的时间。”博勃说。

    “啊！可以跑着去嘛。”警察反驳说，“再说谁给我证明他是一点钟出发的？”

    “我证明！”博勃喊了起来。

    “啊，您吗？”警察说，“该看看您的证词有多大价值。”

    博勃发火了。

    “请注意，我是英国公民。”博勃庄重地说。

    警察只是耸了耸肩。

    “您要是侮辱我，”博勃说，“我就向泰晤士报写文章。”

    “在等着读您文章的时候，我先把这孩子带走，让他到法官面前去解释吧。”

    马西亚扑向我的怀里，我以为他要拥抱我，然而马西亚在用感情来安慰我之前，先用实用的话来叮嘱我。

    “你要鼓起勇气，”他对着我的耳朵说，“我们不会抛弃你的。”

    于是，他紧紧地拥抱了我。

    “你把卡比留下。”我用法语对马西亚说。

    警察听得懂我的话。

    “不，不！”他说，“这条狗我留下了。它为我找到了这一个；它还会帮我找到别的那几个。”

    这是我第二次被警察拘捕，但是这一次我蒙受的耻辱，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深切的苦楚，是远远超过了以往那一次的。因为这一次的问题同那次由奶牛事件引起的愚蠢可笑的指控完全不同。就算我在这场官司中以清白无辜而被释放，难道我能毫无痛苦地看着那几个所谓是我的同谋犯的人被法庭判刑吗？

    我由警察押着，通过了那道围着看热闹的人墙。这里的人并没有对着我吆喝或者做出威胁的样子，也没有谁尾随我们，这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