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上的每个人给我的爱，被没完没了地亲吻，抱来抱去，得到哪个好孩子都无法抗拒的好东西：水果店老板给的苹果（“洗过才能吃”，母亲会跟我说），咖啡店里的人给的葡萄干（给我吃过午饭后吃），在街上巧遇姨妈时她给我的糖果（“说谢谢”）。

    假如我有理由抱怨，那是因为我无法隔墙观物；朝窗外看的时候，我痛恨看不见隔壁的房子，看不见底下的街道，只看见一道窄窄的天空；在我们斜对面那家腥臭的肉店（我记不得它的腥臭味，只有在走到凉爽的街上时才记起来），因为太矮，看不到肉贩拿刀（每把刀都跟腿一样大）在木砧板上剁肉，使我懊恼；我痛恨自己不能视察柜台、桌面、或冰淇淋冷藏柜的内部。街上发生小规模交通事故，引来骑马的警察时，某个成年人就会挡在我前面，使我错过大半过程。在从小父亲带我去看的足球赛上，每当我们这队岌岌可危，坐我们前方的每一排人便站起身来，挡住我的视线，使我看不到决定性的进球。但说实话，我的眼睛从不看球，而是看着父亲为哥哥和我准备的奶酪面包、奶酪吐司以及铝箔纸包装的巧克力。最糟糕的是离开球场时，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朝出口处推挤的腿阵当中——由发皱的长裤和泥泞的鞋子构成的一座漆黑、密不通风的森林。除了像我母亲那样的美丽女士，我不敢说我对伊斯坦布尔的成年人喜爱有加，我宁愿认为

    他们一般都丑陋、多毛而粗俗。他们太粗鲁，太笨重，而且太实际。也许他们曾对另一个秘密世界略有所知，可是他们似乎已丧失了惊叹的能力，忘了怎么做梦，这种残缺在我看来跟他们在指关节和脖子上、鼻孔和耳内长出的恶心毛发恰为一致。因此在我满足于他们的和蔼笑容甚至礼物时，接受他们接连不断的亲吻却又意味着忍受他们胡髭的摩擦、香水味和呼出的烟味。我把男人看作某种低等粗鄙的族类，庆幸他们大都安全无虞地待在外头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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