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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四位孤独忧伤的作家
想到似的)说:“一切文明皆如亡者一般短暂无常。就像我们难免一死,我们也得接受来而复离的文明一去不回。”这四位作家以这种认识及其伴随的忧伤所创造的诗句,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雅哈亚和坦皮纳去寻找“奥斯曼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忧伤形象——由于在土耳其无先例可循,他们追随西方旅人的脚步,在贫穷城区的废墟四处漫游——当时的伊斯坦布尔人口仅五十万。到1950年代末,我开始上学时,约莫增长一倍;到2000年已增加到一千万。如果我们把旧城、佩拉和博斯普鲁斯放在一边,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比这些作家所知道的要大上十倍。

    然而,大部分居民的城市印象多仰赖这些作家创造的形象,因为与之竞争的伊斯坦布尔形象不曾出现,无论来自当地居民或五十年来居住在博斯普鲁斯、旧城和历史街区以外的新来移民。你常听人抱怨“那些地区的小孩从没见过博斯普鲁斯海”,而据研究显示,住在大片新城郊的人不觉得自己是伊斯坦布尔人。这座城市夹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居住着少数的富豪与多数的穷人,为一拨拨外来移民所侵占,族群众多分歧而始终分裂,过去一百五十年来,伊斯坦布尔是个谁都不觉得像家的地方。

    我们的四位忧伤作家因为在共和国前四十年期间,为昔日的奥斯曼忧心忡忡而遭受攻击,按同一些批评者的说法,他们应当构筑朝西方看齐的乌托邦才是。为此,他们被烙上“反动派”的称号。

    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同时从两种传统中获取灵感——被新闻工作者粗略地称作“东方与西方”的两种伟大文化。他们可以拥抱城市的忧伤以分享社群精神,同时透过西方人的眼光观看伊斯坦布尔,以求表达这种群体忧伤、这种“呼愁”,显出这座城市的诗情。违反社会和国家的旨意,当人们要求“西方”时他们“东方”,当人们期待“东方”时他们“西方”——这些举止或许出自本能,但他们打开了一个空间,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自我保护孤独。

    记事录作者希萨尔,诗人雅哈亚,家坦皮纳,记者历史学家科丘——我们的四位忧伤作家都终身未娶,独自生活,独自死去。除雅哈亚以外,他们死时都未能实现梦想。他们不仅只留下未完成的书,生前出版的书也未曾对他们的读者产生影响。至于伊斯坦布尔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诗人雅哈亚,终其一生拒绝出版任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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