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看他们长得像哪种动物。尖鼻子的男生是狐狸，他隔壁那个大个儿，像大家说的，是熊，头发浓密的那个是刺猬……我记得有个叫玛丽的犹太女生告诉我们关于逾越节的一切——她祖母家里有几天谁都不准碰电灯开关。还有一个女生说某天傍晚她在房间里，很快地转过身来，瞥见了天使的影子——这可怕的故事跟随着我。一个长腿女生穿很长的袜子，老是一副要哭的模样。她父亲是政府部长，当他死于飞机失事，首相却安然脱险时，我很肯定她因为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而一直在哭。很多小孩牙齿有毛病，有几个戴牙箍。建筑物顶楼是宿舍和体育馆，就在保健室隔壁，据说有个牙医，老师们发脾气时扬言要把调皮的小孩送到那里。罪行稍轻时，老师便罚学生站在黑板和门之间的角落，背对全班，有时单脚而立，但因为我们都巴不得看一条腿能站多久，害得课也上不成，因此这种惩罚很少发生。

    拉西姆在回忆录《法拉卡与黑夜》当中巨细靡遗地描写他的学生时代，当时奥斯曼的学校老师手持长长的藤条，用不着从座位上站起来便打得到他们的学生。老师鼓励我们读这些书，或许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逃过共和国之前、土耳其国父之前的“法拉卡”（笞刑）时代是何其幸运。但即使在富裕的尼尚塔石区，在得天独厚的伊席克中学，奥斯曼遗留下来的老教师却在某些“现代”技术革新中找到压迫弱者的新工具：我们用的法国制尺，尤其是嵌进两侧的细而硬的云母条，被他们熟练地拿在手中，就跟“法拉卡”与藤条同样奏效。

    每当有人因为懒惰、没教养、愚蠢或蛮横而遭受惩罚时，我便忍不住觉得愉快。看到一个有司机开车接送的合群的女生受到惩罚，着实让我愉快；她是老师的宠儿，常常站在我们面前呱啦呱啦演唱英文版的《铃儿响丁当》——但她被批评作业做得马虎时，可得不到从宽处理。总有些人没写作业却假装写了，装出一副就在作业簿里的某个地方、只是一时找不到的样子，他们会叫道:“老师，我现在找不到！”仅仅想拖延注定的命运，却只是被老师揍得更凶，耳朵被扯得更猛。

    从低年级时代可爱慈祥的女老师，换成高年级教我们宗教、音乐和体育的愤怒忧伤的老男人之后，这些羞辱仪式变得更加完善，有时课程枯燥得很，使我对课堂上提供的短暂娱乐感到高兴。

    有个女生，我从远处爱慕着她，或许因为娇小迷人，或许因为娇嫩——她受罚时，我看见她眼里噙着泪水，脸涨得通红，使我想去援救她。课间休息时间折磨我的金发胖男生，因讲话被抓而遭毒打的时候，我便冷静无情地欣然观看。有个我断定是绝顶傻瓜的孩子，无论对他的处罚有多么严厉，这男生都会予以抵抗。有些老师叫学生去黑板前，似乎不是为了测验他们的知识，而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无知；而有些无知者似乎甘于受辱。有些老师看见作业本的包书纸颜色不对就会发怒；有些老师动不动就生气，孩子只是讲悄悄话便被打；有些学生即使对简单的问题回答正确，也会像被车头灯逮到的兔子般手足无措；有些——我最佩服这些人——即使不知道答案，也会告诉老师他们知道的别的东西，愚蠢地希望这能挽救他们。

    我看着眼前的动静——先是一顿指责，接着是骤雨般愤怒落下的书和作业本，班上其他人则冷冷坐着不敢出声——庆幸自己不是这些被打上耻辱烙印的倒霉学生之一。我和班上三分之一的同学分享好运。假使这所学校里的小孩来自各种背景，幸运儿的与众不同可能更为明显，但这是一所私立小学，每个孩子都是有钱人家出身。在课间休息的操场上，我们的童稚情谊使我们不分彼此，但每回看着同学被痛打被羞辱，我就像坐在教师书桌前那位令人生畏的人物一样，不免自问为什么有些孩子如此懒惰、品行不端、意志薄弱、麻木不仁或呆头呆脑。我开始阅读的那些漫画书无